（转）杜书瀛评注李渔《窥词管见》之六

天中山人

       “第六则”评：新与旧的辩证法
     第六则【原文】
     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由武而进于韶矣。然具八斗才者，亦不能在在如是。以鄙见论之，意之极新者，反不妨词语稍旧，尤物衣敝衣，愈觉美好。且新奇未睹之语，务使一目瞭然，不烦思绎；若复追琢字句而后出之，恐稍稍不近自然，反使玉宇琼楼堕入云雾，非胜算也。如其意不能新，仍是本等情事，则全以琢句炼字为工，然又须琢得句成，炼得字就。虽然极新极奇，却似词中原有之句，读来不觉生涩，有如数十年后，重遇古人，此词中化境，即诗赋古文之化境也。（顾梁汾评：南宋词最工，然逊于北。梦窗、白石闻言俯首。）当吾世而幸有其人，那得不执鞭恐后。
      【评】
      这一则仍论创新，又谈及“贵自然”的问题，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给它的小标题是：“词语贵自然”。
      此则谈创新不同于前者，在于阐述了“新”与“旧”的辩证法。李渔所重，乃“意新”也。李渔认为：倘能做到“意新”，词语不妨“稍旧”，所谓“尤物衣敝衣，愈觉美好”。这使我想起明代杨慎《词品》卷之三“李易安词”条一段话：“（李易安）晚年自南渡后，怀京洛旧事，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壁。’已自工緻。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言语，度人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杨慎以李易安词为例，形象解说了“精巧”与“平淡”、“故”与“新”、“俗”与“雅”的辩证关系。
      这里也有一个各种关系之内外表里辩证结合的问题，还有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我是说，词人应该多做“内功”，要从根柢下手。创新的功夫，根本是在内里而不在表层，在情思不在巧语。创新的力气应该主要用在新思想、新情感、新感悟的开掘上，而不是主要用在字句的新巧奇特甚至生僻怪异上。
     当然，内里与外表、情思与巧语、意新与字（句）新、内容与形式等等，又是不可绝然分开的。一般而言，常常是新内容自然而然催生了新形式，新情思自然而然催生了新词语；而不是相反。文学艺术中真正的创新，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工“做”出来的。
      总之，功夫应该从“里”往“外”做、从“根”往“梢”做。这样，你的创新才有底气、才深厚、才自然天成，你的作品才能使人感到“新”得踏实、“新”得天经地义、“新”得让最挑剔的人看了也没有脾气。这即第七则开头所言：“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任何文学样式——诗词古文小说戏曲等等，其创新必须有这个“理”字约束、管教。《红楼梦》中生在诗书之乡、官宦之家的贾宝玉偏偏厌恶仕途经济，在当时够新奇、怪异的，但他并不背“理”——不违背大观园那个典型环境里的“人情物理”。




      “第七则”评：“琢字炼句”与“闹”字风波
       第七则【原文】
       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时贤勿论，吾论古人。古人多工于此技，有最服予心者，“‘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是也。有蜚声千载上下，而不能服强项之笠翁者，“‘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是也。“云破月来”句，词极尖新，而实为理之所有。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宋子京当日以此噪名，人不呼其姓氏，竟以此作“尚书”美号，岂由“尚书”二字起见邪？予谓“闹”字极粗极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何省斋评：子京千古风流，被笠翁只字抹煞。)近日词中，争尚此字，皆子京一人之流毒也。
      【评】
       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给此则的小标题是：“琢字炼句须合理”。
       填词高手琢字炼句功夫，令人叹服。例如宋代杨湜《古今词话》“苏轼”条记述苏轼一首《蝶恋花》词，评曰“极有理趣”。该词云：“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的高明，根本在于“炼意”。杨湜说它“极有理趣”，甚是。正由于“炼意”好，所以催生其“琢字炼句”新奇合理。尤其是“炼句”功夫，十分了得——单拿出某字，也许还不觉什么；看整句，则令人心折。像“花褪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愈看愈有味道。明代杨慎《词品》卷之三“李易安词”条赞“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杨慎特别推崇“《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妙在哪里？琢字炼句也，尤其是一连十四个叠字用得绝。杨慎引了《声声慢》全词后写到：“荃翁张端义《贵耳集》云：此词首下十四个叠字，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下十四个叠字者。”明代王世贞《艺苑巵言》举出前人词中三个“瘦”字：“……词内‘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又‘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帘捲西风，人比黄花瘦’，三瘦字俱妙。”有趣的是，与李渔差不多同时的毛先舒，也因词中三个“瘦”字闻名，人称“三瘦”：一是“不信我真如影瘦”，一是“书来墨淡知伊瘦”，一是“鹤背山腰同一瘦”。“瘦”字的确用得绝，既奇妙，又合理。
      宋子京（祁）“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字，用得也是极好的，历来为人称道，并得到“‘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美名；但李渔却不服，偏要唱反调。李渔关于“闹”字的一番说辞，卓然独立，与众不同。然仅为一家言耳。李渔说：“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然而在我看来，作为艺术修辞，“闹”的使用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它符合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所揭示的“通感”规律。李渔自己的词中也常用此手法，他的《捣练子·早春》劈头便说：“花学笑，柳含颦，半面寒飔半面春。”按李渔上面的逻辑，“花”怎么会“笑”？“柳”何能“含颦”？但“花学笑，柳含颦”却合“艺术情理”。还有，李渔的一首《竹枝词》云：“新裁罗縠试春三，欲称蛾眉不染蓝。自是淡人浓不得，非关爱着杏黄衫。”其第三句“自是淡人浓不得”尤妙。若按常理，人哪能用“浓”“淡”形容？然李渔此句出人意料而让人信服，新奇而贴切。
      我倒是赞成近人王国维的观点：着一“闹”字，境界全出矣。“闹”字用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