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批评时政诗歌的类型分析

扬之水

善恶标准的特点在于运用它去评价事物时，不考虑事物和现象的因果关系，以及手段、策略和措施的有用和无用，而只根据善恶的准绳去裁定事物的性状，并给予或善或恶的评价。这一标准在杜甫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凡对人民有利的东西是善，反之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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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持取的善恶标准高于其关心具体的政治局势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杜甫批评时政之作时常在关注内忧外患的同时，更为关注人民的命运，更为担心人民的忧乐祸福，因而更加严厉地抨击不良政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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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痛苦和抑压固不待言，但他希图展现政治才能的愿望也应当找到一个抒发的渠道，才可得证明自己确实具有安邦治国的能力，因而稍微减轻一下失衡的心理负担。这样的渠道就是杜甫批评时政之作在士大夫类型层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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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奏疏式”诗歌即是他自觉实行士大夫忠君道德和治人职责的完美体现，而后来的就事论事的批判时政之作就成为派生于这两种职能的表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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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政治愿望是连接杜甫忠君爱国一体不分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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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个用世心很强的人，他还是不顾命运的苛刻，不断地把他的理想和对现实的热情倾注在诗歌里，这就是在他批评时政之作里呈露的儒士和士大夫交叉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和人格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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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于这种情况也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士大夫态度：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士大夫官僚作为统治者政治权力的传递者和实现者，时时都要维护统治者的威权和秩序，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许任何人犯上作乱。杜甫在“脱粟”之后，严肃地告诫那个被“王命”和“公家”之威弄得饥肠辘辘的老农夫不要作非分之举，这是他士大夫意识的自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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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正是诗人作为士大夫官僚从现实军事形势需要出发而表现的“冷静”和“旁观”，理智使诗人不能把理想情绪化。这充分说明了在儒士的情感和士大夫的意识两端，诗人选择了士大夫官僚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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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吏”的纪时写实比较侧重于呈示士大夫的理智的自觉，那么在“三别”里，诗人则较多地流露了他作为儒士对战乱中人民命运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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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因感受人民的苦难而触发的儒士情结却异常强烈地转化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从而使“三别”铸成了超越现实时代的永恒主题。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杜甫在面对人民的不幸命运时，其儒士情感战胜了士大夫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