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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公安派爱国诗人丘长孺 摘要：丘坦（丘长孺）是一位被忽略的公安派爱国诗人。他的《南游稿》《北游稿》是公安派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爱情悲剧诗《百六诗》体现了晚明性灵文学尊重普通小人物存在价值的新人文精神，军旅诗集《度辽集》抒发了丘坦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操和淡然名利的闲适情怀。 丘坦（１５６４－ ？），又名坦之，字长孺，明代湖广麻城人。他是公安派的重要成员，也是晚明时期活跃在辽东边境的一名卓越战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位民族英雄的事迹及文学创作的了解仍十分有限，相关研究基本阙如。丘坦的生平经历至今还尘封在域外汉籍之中。 笔者访学韩国期间，有幸获得了记载丘坦英雄事迹甚详的古朝鲜汉籍。通过对其生平经历及其残存诗歌的综合分析，发现作为公安派爱国诗人，丘坦的诗歌创作至少有三个方面内容值得关注：一是他的早期诗集《南游稿》《北游稿》，二是他的爱情诗《百六诗》，三是他的军旅诗集《度辽集》。 本文拟探究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南游稿》《北游稿》与公安派早期诗歌创作 丘坦是晚明公安派的重要成员。万历二十一年初夏，“公安三袁”麻城访学李贽，丘坦与袁氏兄弟订交。万历二十一年冬，丘坦和袁中道结伴从武昌出发，沿长江东游金陵、虎丘、钱塘、嘉兴等吴越胜地，各自创作了不少具有革新意义的诗歌，分别结集为《南游稿》。丘坦还将北游诗歌结集为《北游稿》。万历二十四年冬，袁宗道为《北游稿》作序。同年，袁宏道写给丘坦的信中也谈及《北游稿》 。宗道《北游稿小序》和宏道《丘长孺》是公安派形成期间有关性灵学说的两篇重要著述。 虽然丘坦《南游稿》《北游稿》已亡佚，但袁氏兄弟的相关诗评对于我们认识丘坦诗歌艺术提供了线索。 宗道云：“其诗非汉、魏人诗，非六朝人诗，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诗，而丘长孺氏之诗也。非丘长孺之诗，丘长孺也。” 宏道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决不可观丘郎诗，丘郎亦不须与观之。” 宏道还说丘坦诗歌“五言七言信手成，刻雾裁风好肌骨。筇根处处觅糟丘，逸思迸如春草发。” 袁氏兄弟欣赏丘坦诗歌不蹈袭古人，不模仿他人，独抒自我性情，信手而成，描绘真切，清新自然等艺术特征，而这正是公安派文学创作的核心精神。 由此可见，丘坦早期诗集《南游稿》《北游稿》与袁中道《南游稿》《小修诗》等诗歌创作具有共同的艺术趣味。 丘坦和袁中道的这些诗歌开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创作之先河，为袁宏道性灵说理论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样本。 综观“三袁”文集，我们不难发现丘坦与袁氏兄弟的亲密关系，也很容易推导出丘坦其人其诗与公安派同调这一说法。 不过，丘坦能迅速与“三袁”声应气求，打成一片，与他的出生及黄安、麻城一带的文化环境当有较大关系。 丘坦出生在麻城世家，父亲丘齐云（１５４１－１５８９），字汝谦，又名谦之，是嘉靖乙丑进士，出为潮州知府；祖父是万历名臣张居正的知交。丘坦父亲谦之宦情淡薄，曾在潮州署中建立一亭曰“吾兼”，寄兴诗酒，耽情游览，３８岁即致仕回麻城。谦之工词赋，著《吾兼亭集》《粤中稿》，其诗歌本色通俗，描写日常生活，描绘自然山水。如《咏揭阳景》写道： 登高不尽翠微悬，海色真堪睥睨前。 桑浦关门来急峡，蓝田削壁挂飞泉。 城中竹树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系船。 可是河阳潘令在，于今五岭净风烟。 公安派所倡导的诗歌创作艺术倒是与丘坦父谦之诗艺相近。关于丘坦祖父，汪道昆云：“时谦之父自别驾守忠州，上故相书论时政得失。江陵恚甚，立罢之。” 值得指出的是，万历十三年，李贽由黄安移居麻城，谦之父子开始交往李贽。李贽当年就给丘坦父亲写过信，丘坦也可能于此时开始了与李贽的交往。丘坦为人率性真诚，不拘礼教，屡被李贽首肯。 综上可知，丘氏家风和李贽学说奠定了丘坦性灵人学和文学思想基础。 万历二十一年，丘坦与“公安三袁”在麻城相见恨晚，志同道合，彼此唱和，互相激发，共同探索“致良知，作新诗”的性灵文学发展道路。 二、爱情诗《百六诗》与丘坦的侠骨柔情 《百六诗》是公安派难得的爱情诗，与丘坦的爱情悲剧有关。该故事涉及文学史上《金瓶梅》的早期收藏者刘金吾的事迹。现代《金瓶梅》研究论著探究此段故事甚多。不过，时人在解读丘坦和白六爱情故事时还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 首先是“百六诗”题名及其含义的问题。 由于“百六”和“白六”音、形皆似，故有学者提出“百六诗”乃“白六诗”之误。其中，丘坦好友潘之恒《纪百六诗》对“百六诗”题名的记叙就存在一些令后人模糊之处，主要有二： （１）“百六诗”为一百零六个字之诗。（ ２）“百六”或为“白六”。 潘之恒说“余诗政得百六字”，意为“百六诗”当为一百零六个字。可是，潘氏所作《纪百六诗》只有９６字。（与《百六诗》及丘坦爱情故事相关的晚明诗文主要有四种，即袁宏道《百六诗，为丘大赋》，江盈科《百六诗引》，潘之恒《纪百六诗》，冯梦龙《情史•丘长孺》。） 可见，“百六诗”非一百零六个字之诗。 又一误会，“百六”或为“白六”。 潘氏《纪百六诗》写“丘长孺怀百六诗云”，“怀百六”很容易让人把“百六”理解为“白六”，当代学者正是将其标点为《怀百六诗》。当然，丘坦以“百六”谐音并暗喻“白六”亦并非不可能。不过，“百六”非“白六”之误，毋庸置疑，因为《纪百六诗》明言：“丘长孺自作诗百六首悼之，中有云：千愁万憾竟成空……”。 实际上，所谓“百六”之数，古代多以其与厄运关联。《汉书》云：“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汉代《三统历》以４６１７年为一元，当时人认为，在一元的头１０６年中，有９个灾年，故称“百六之灾”。“百六”还与寒食日紧密相关。寒食节在夏历冬至后第１０５日，寒食第二天就是百六日了。如元人赵善庆《庆东原•晚春杂兴》曲云：“百六楚风酸，三月吴姬瘦。”中国的传统，寒食节是纪念无端遭遇厄运的介子推。 丘坦把伤悼白六的诗歌称为“百六诗”，旨在痛惜白六无端遭受厄运的不幸人生，而事实上他也写了１０６首悼诗来怀念白六。 其次是对丘、白悲剧发生的时间、原因等问题的认识还不太清晰。 袁宏道《百六诗，为丘大赋》被系年在万历二十五年，这没有问题。不过，丘、白的爱情悲剧当发生在万历二十四年下半年。据《纪百六诗》收录丘长孺“扁舟江上偶来归，八月楼头月正辉”和白六“记得金风八月秋，拜郎灯下阁东头”等诗句，丘、白结琴瑟之好当在万历二十四年八月。然而好景不长，丘、白悲剧很快就发生了。对悲剧发生的原因，潘之恒和冯梦龙的讲述颇有差异。《纪百六诗》写道： 越夕而悔，曰：“适彼何艳，则辞我为鄙我矣。鄙我，我得制其命。”声之母与妹。母，故威福人也；妹，即生之妻，巧于妒。嗾群媵虏以归。 冯梦龙《情史•丘长孺》写道： 居无何，客或言此两人先有私者。刘怒气勃发，疾呼六生来讯。 冯文叙述刘氏抢走白六是受了第三方的蛊惑，潘文则强调了刘氏揣测白六鄙视自己，于是决定严惩白六，争取到母亲和妹妹（即丘长孺之妻）的支持后，抢回了白六。综合考察潘文和冯文，丘、白爱情悲剧故事如下：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丘长孺花费巨金从刘氏手中替白六赎身。丘、白二人情投意合。没多久刘氏因各种原因反悔，趁丘长孺不在家时抢走了白六，拷问丘、白私情。白六宁死不服，以死酬答长孺的知遇之情。侠骨柔情的丘长孺再次不惜重金从刘氏那里赎回奄奄一息的白六。丘、白生离死别的场景，冯梦龙的叙述十分动人：“（白六）面如生，惟右手握固。长孺亲擘之乃开。掌中有小犀盒，盒内藏两人生甲及发一缕。盖向与长孺情誓之物也。长孺痛恨，如刳肝肺。乃抱尸卧，凡三宿，始就殓。殓殡俱极厚。事毕，哀思不已。”至于丘、白二人互赠的爱情诗篇，则保留在潘氏《纪百六诗》中。今录《纪百六诗》其中两首如下。 1、白六《临终寄丘郎诗》： 女身生命不自由，况复飘零离故丘。 一朝失路堕虎口，同舟共济皆仇雠。 念我十一十二时，学书学字兼学诗。 十三十四善歌舞，名擅教坊天下知。 自伤微贱倡家苦，踯躅不如阶下土。 忍心讬身事贵人，贵人难事如驯虎。 朝来欢笑掌上珍，日未旁午如路人。 白衣苍狗日万状，惨毒酷烈何酸辛！ 自分沉沦无出期，何意得郎顾眄之！ 譬如解网肉白骨，再见枯树重荣时。 人心险恶不可测，未得事君先永别。 今生欢聚无复期，留取别时衣泪血。 人生有生必有死，彭殇修短空复尔。 妾今身得死郎君，万憾千愁不虚矣。 佩郎所赠环，生死不相弃。 报郎以此诗，知妾死时意。 不知遗骨弃何所，一片精魂逐君去。 2、丘坦《悼诗》： 千愁万憾竟成空，患难生同死不同。 留取衣襟双泪血，今生端不再相逢。 眼底风波见世情，旧时环玦死生盟。 君能不惜千金骨，我却何颜更复生？ 丘、白爱情悲剧哀婉动人，长孺所为与刘氏的粗鄙残暴形成鲜明对照，充分展示出丘坦真诚善良的美好性情。 《亘诗钞》保存丘长孺《百六诗》七言绝三首如下： 扁舟江上偶来归，八月楼头月正辉。 金屋帘中闻绝唱，人间天上会应稀。 欢娱何意重成悲，一别今生未可知。 涕泪相看留不住，断肠何必听猿时。 肠断侯门那得知，去珠宁复有还时。 莫言河鼓相思苦，犹有明年七夕时。 需要大书特书的是，在丘、白的爱情悲剧中，丘长孺的所作所为很好地展示了晚明性灵派诗人的新人文精神。长孺多才多艺，袁宏道说他“凤目美髯，魁梧长姣，往时客吴，吴姬呼为‘白描关公’”（《墨畦》），长孺又精通音乐，懂吴语新声，潘之恒说他“能和其声”（《纪百六诗》），冯梦龙说“楚人不操吴音，惟长孺能”（《情史》）。但赢得白六生死相许的根本原因在于，丘坦虽为贵游公子，可对像白六这样出生卑微的歌伎，不仅能欣赏白六的才艺，成为白六歌艺的知音，而且尊重白六，平等相待。丘坦这种尊重对方并与其平等相处的人生态度，源自晚明具有启蒙意义的性灵人学思想，即充分肯定那些被单一的仕宦富贵人生价值评判标准淘汰出局的普通小人物（包括妇女）。公安派朋友圈对白六的歌颂与称赞也出自性灵文学精神，即让普通小人物的生命和生活由文学艺术而进入社会历史的视野。潘文和冯文的叙事旨趣正在于传扬白六这样一个卑微弱女子的美好情操。 三、军旅诗《度辽集》与丘坦的文韬武略 丘坦能文善武，是公安派中唯一的武将。军旅诗集《度辽集》抒发了丘坦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操和淡然名利的闲适情怀。 万历末期，丘坦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历令人瞩目。其中值得书写的有两点：一是他与朝鲜著名诗人许筠的交往，他俩是将公安派著作传播到朝鲜的关键人物；二是丘坦任镇江游击将军近六年，文韬武略，是辽东边境上一位优秀战将。丘长孺善于骑射。他文试不第，遂改武试，万历三十四年举武乡试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八月，长孺赴任镇江游击将军。出发前夕，他在北京辞别诸友，写下组诗《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 世事何时不可为，盘根错节岂难支。 独怜近日边疆事，筑室搏沙无米炊。 与其枯骨裹罗纨，何似沙场绣箭瘢。 自得先师等死说，不劳马革与桐棺。 生平知己尽贤豪，推毂勤渠属望劳。 此别无成应永别，不能长负九方皋。 清人廖元度选编《楚风补》保存了这些诗歌。钟惺曾说长孺《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有“诸君蘸笔悬相待，不是铙歌即挽诗”等诗句，可它们并不在见存诗歌之中，由此看来，长孺这组诗篇当不止《楚风补》中的三首。 长孺出任镇江游击将军前期所作诗歌（包括《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被结集为《度辽集》。《度辽集》由潘之恒主持刊刻，刊印时间当在万历四十三年。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之十二《虞长孺》写道： 盟友丘大，亦字长孺，麻城人，齐云公子，刘司隶婿也，生平好为豪举事，然肮脏不偶，每怀长缨击虏之志，自比博望、定远辈而冀有所树立。囊岁随敕使颁青宫诏，得一寓目朝鲜，而磊落之怀见诸篇咏，其志亦可哀矣。 潘之恒拟请虞长孺为《度辽集》作序，不过，据廖元度丘坦小序“梓其《度辽集》，友人潘景升为之序”云云，或许《度辽集》最终由潘之恒本人作序。万历四十四年二月底之前，袁中道已得到《度辽集》，他说“《度辽集》极有奇趣”。长孺笔下辽东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皆迥异于江南，奇特而新颖。 廖氏《楚风补》录存丘长孺诗歌１９首，其中《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三首）《阅武值雪》《八忆诗》（三首）《感怀谢诸知己》《长至夜饮窦靖宇署中赋赠》《咏野烧》《凤凰山闲咏》《山中午日》《闲咏》《无题》（又见《明诗纪事》《湖北诗征传略》）等１４首可能出自《度辽集》。另据凌礼潮先生言，麻城《丘氏宗谱》卷二收录了丘坦《度辽集》残存诗词，如《行香子》词七首。此外，袁中道《珂雪斋集》保存了长孺七言歌行一首和《长相思》词一首，它们是万历四十四年正月长孺写给中道的书信所附，不知它们是否收录在《度辽集》中。笔者共搜集到长孺佚诗近４０首，《度辽集》诗歌占多数。这里选录三首，以见一斑： 绣旗冲晓雪，羯鼓引鸣笳。 卤部兼胡汉，风云护纛牙。 箭同飞白羽，枪共舞梨花。 望入天山外，茫茫殆一家。 （《阅武值雪》） 瓦上阶前一寸霜，晓寒怪地沁衣裳。 满墀积雪明庭燎，一派荒鸡出塞墙。 昼角声残星月下，竹炉火暖瓮醅香。 故人长至天涯酒，只觉今宵夜不长。 （《长至夜饮窦靖宇署中赋赠》） 乱山深处且停骖，村酒虽浑亦共酣。 日落棠梨花树下，一声布谷似江南。 （《无题》） 与《南游稿》《北游稿》《百六诗》相近，《度辽集》诗歌语言通俗本色，自然真切描绘塞外天寒地冻的景色。诗歌表现自我的艺术风格也一如既往。不过，丘长孺在辽东的诗歌创作只是业余雅好，他“驱使兔毫如箭镞”，诗人辽东生涯的主要活动还在作为镇江游击将军防守边疆。 据韩国古典汉籍记载，长孺在国家危急和民族存亡之际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胆识，其英勇善谋震撼了朝鲜君臣。令人扼腕的是，四百余年来，民族英雄公安派诗人丘长孺的英勇事迹一直尘封在韩国清冷的故纸堆中。其《度辽诗》表达的誓死保卫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绝非文饰之辞。 其二，与朝鲜作家许筠交往（详情见笔者另篇）。 万历四十二年六月，长孺与朝鲜许筠、金中清在镇江会面。他们彼此欣赏，友谊深厚。丘长孺和许筠将公安派著作传播到了朝鲜，共同开启了公安派在朝鲜传播接受的历史。 其三，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丘长孺配合抗清主帅汪可受等，三次去函请求朝鲜国王光海君积极备战，做好与明朝共同抗击后金的准备。遗憾的是，光海君对丘坦联合抗战提议不仅一再拖延、推诿，其君臣甚至还屡屡诬告丘坦，所谓“丘参将于我国事事生梗”“丘坦之欲生衅于我国”“倾陷我国，不遗余力”云云，致使某些明朝官员误以为真，说：“尔国不好的讹言，自镇江流入北京。”对此，丘坦不无感慨道： 羽檄军书尽夜驰，可怜文法密如丝。 中才不了趋承事，何用龙韬豹略为。 （《闲咏》） 可怜丘坦“不是铙歌即挽诗”报效大明王朝的壮志难酬。防守边疆多年的丘坦不得不抱恨致仕南归。 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丘坦好友朝鲜许筠被逮，数日后即被处死。十一月，攻击丘坦的朝鲜尹晖，以辱命卖国之罪论处。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爆发，明朝和朝鲜的联军大败。 当然，丘长孺个人不可能力挽明朝大厦将倾之狂澜。 值得深思的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涌现出一批像公安派性灵诗人丘长孺这样赤胆忠心、文韬武略的爱国民族英雄。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文学思想史上对晚明士风及性灵诗人的简单化抨击。 综上所述，丘坦的诗歌创作在公安派中别具一格。《南游稿》《北游稿》是公安派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在公安派文学中具有探索革新的意义。爱情诗《百六诗》所体现的晚明性灵文学尊重普通小人物（包括妇女）存在价值的新人文精神，在四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军旅诗《度辽集》拓展了性灵诗派的创作题材，军旅生活及边塞风景丰富了公安派诗歌内容。侠骨柔情的丘坦正是晚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丰富多样人才之中鲜活的一员。 民族英雄、公安派爱国诗人丘坦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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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3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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