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情”与“志”之间

扬之水

到了汉代，志的概念的外延越来越窄。当时的儒家学者继承荀子的理论并把志的概念进一步缩小，表现在对《诗经》的重新阐释和评价上，他们把普遍的民间情歌，上升到“用之邦国”的纲上，强化了志的理性内涵同时又缩小了它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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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的诗学观，是儒家以道德为本位的哲学思想的必然延伸。但是，在儒家诗学观的发展中，总是有不同的声音－－“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而有信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中的这段话，是我国古代诗学的一块丰碑。它指出诗是诗人之志的载体，诗人作诗，是有志在心，受到情感的激发，不得不言，必言之而后快，这是诗歌产生的审美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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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的文学理论家，打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独尊的局面，从诗歌的抒情特点以及形式美方面解释诗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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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诗》中，刘勰通过释名章义和对历代诗歌的评价表现了他的立场：诗歌必须“言志”，但同时，他也表现了对“情”的依依不舍。正是这种依依不舍，使得《明诗》不仅仅是简单地继承传统的“诗言志”，而是丰富了其内涵和延伸了它的意义。但是，也暴露了刘勰徘徊于“情”与“志”之间的矛盾心态，而这种矛盾的立场和心态，便得《明诗》有不可避免的瑕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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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说居中国诗歌理论之首，刘勰在解释诗歌的意义和作用时，极其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义归无邪”就是指思想要正确，很像今天美国校园讲的“政治正确”。“持人情性”，“顺美匡恶”、韦孟“匡谏”，强调的都是诗的美刺作用。这样论诗，还是不敢偏离以诗来讽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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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对诗歌的见解，并不是完全承袭旧说而无新发展。他从“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的角度，强调诗歌“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特点，实际上强调的正是诗歌“发愤抒情”的特点。他认为：抛开“志”来抒“情”，就不可能有真情，“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要表达的真意是：一个人，只要他具有思想感情，当他有感于物而吟咏其志时，这个“志”显然不一定是某种意志、抱负，或是什么讽谕，更不可能直接就是圣人之志，而是泛指一般的“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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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勰这里，情志并不是对立的，他可以把情称为志，也可以把志称为情，所以他的“志”，并不是汉儒所说的“邦国之志”，而是“情志”，这个情志也不是情与志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种种要求和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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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勰眼里，诗歌创作要表达的，既不是狭义的“圣人之志”，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情”，而是情志合一的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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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水诗里，“庄老告退”，与其说是玄言诗的改变，还不如说是玄言的继续。因为诗中表现的山林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直白的说理不见了，而代之以“物”－－通过实物，即山、水，情景相洽，玄理因内化而缺席，而自然外化，“是以声画妍，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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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物吟志”的诗论即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说而又不止于继承，它要求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与社会作用的一致，以言志无邪为主，又注意情性，文与质的统一，这才是〈明诗〉的总的思想。在这里快速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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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里面倚重于“情”，时而倾向于“志”，他的这种徘徊和矛盾心态，使得他的诗歌观的其他局限性也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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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主张要学习经书，效法圣人，确立“志思蓄愤”的规范；一方面，他又主张应物兴感，吟咏情性。徘徊于“情”与“志”的刘勰时而又偏向于突出“情”的重要地位，要求“为情而造文”。过分侧重于“情”，必须会过分注重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