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韩鲁珩 于 2017-9-18 01:05 编辑
雷海基 内容提要 诗歌理论是诗之法，不可不遵循。知诗病，方能诗，要知诗病，须掌握系统的诗歌理论。历史证明，诗作与诗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有实力的诗人都是诗与理并修，成就建立在二者的基础上。自由体诗也需要理论指导，其理论与格律诗是相通的。诗作与诗理兼修，可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关键词 诗歌 理论 知诗病 共同发展 格律诗 自由体诗 自由王国
理论的重要性似乎是个不值得提的问题。然而，翻翻当下报刊上 的诗词作品，大多有毛病。宋·姜夔曾言：“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 (《白石道人诗说》)可见，在宋朝也有不少人不太懂诗词理论。不懂是因为不重视。古代科举要考试诗词，尚且有人不重视诗理论，何况现在文化普及，写诗的人多了，把写诗当消遣，作诗也快餐式。写的诗毛病多也就不奇怪了。
一、诗歌理论是诗之法，作诗不可不遵循。 姜夔说的诗法，包括两部分，一是诗的规矩，如律诗有押韵，平仄，对仗的规矩，词有词谱，谓之格律。诗必须语言顺畅，意脉贯通，不顺不通则不成诗。要有节奏感，无节奏则混同于文。二是诗的艺术规律。比如，诗是以抒情为主的文学，“诗言志”。又如，诗须情景结合，情景相融。还讲究波澜起伏等等。诗法是诗歌的规范性，指向性。 诗之法，首先是诗歌的规定性，是法度。诗歌是什么？如果连诗歌是什么尚且不清楚，怎么创作诗歌。法，是规范，必须怎样作，不该怎样作。度，是把握的尺度，过了不行，不及则成色不足。如，诗宜典雅，可以幽默，幽默过头了则轻浮。可以自造情境，境造过头了则虚假。 诗歌理论是什么？是诗歌的概念与原理，是关于诗歌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也是关于诗歌的知识体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诗歌特点的规定，和艺术规律。比如，《辞海》对诗歌的定义：“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要高度地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和着作者情感，用丰富的想象，语言精炼而形象性强，并有一定的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其中，高度地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和着作者情感，语言精炼，形象性强，有节奏韵律，是诗歌的五个基本特征，是诗歌的规定性。在节奏韵律方面，格律诗又有更严格的规定，如押韵、平仄、对仗、句数、字数的限制。 除基本特征的规定，还有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如布局，立意，含蓄，波澜，语言跳跃而意脉贯通等。明·谢榛《四溟诗话》云：《馀师录》曰：“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 这四点就是诗的艺术规律，违背了其中一点，就不称为佳。如“揭地风雷卷怒涛，无言青铁记前朝。当年喋血斩倭地，来看中华第一刀。”总的看，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首句“揭地风雷”从何谈起，既未接题，又与后面的意脉有隔断之嫌，与全诗不谐。算是一点小毛病。如改为“关上松林响巨涛”就可避免这点缺陷。好诗不仅要句句浑沦，更要整体浑沦。这首诗的硬伤在于气象不够完整浑然。 毛病多的诗登了，说明编辑对诗的理解有问题，也说明缺少基本知识。至于编者，根据自己的感性认识，来判断诗歌的好恶，这是常有的。但由于对诗歌理论的了解不够，选用一些带病的诗，最终将导致诗刊权威影响的下降。如某诗刊上一诗《达赉湖》“波光更比彩霞妍，鱼鸟相嬉百趣添。果是这边生态好，一泓碧水映天蓝。”毛病不少，一、整诗意境宽泛，没有达赉湖美的特色。二、意义相近的词多次出现，主观概念性词多，如彩霞妍、百趣添、生态好。三、首尾写景重复，首句的波光彩霞，与结句的碧水天蓝是差不多意思的，且语言、手法相似。四、缺乏浑沦气象。四句有三句写湖的景色，却互不关连。整诗语言重复且不浑然。 有的诗词辅导老师，点评学生作业不到位，甚至看不出诗的毛病，故而点评写得很短。有的只看到格律方面这类表层的，次要的毛病。对章法布局，诗的气象完整性却视而不见。显示出理论功底不够深厚的弱点。
认为不系统学习诗歌理论也能写好诗，是一个误解，也是无知。问题是，诗歌组织的领导，诗刊的编辑有的也不重视诗歌理论，影响就大了，极不利于诗歌水平的提高，这也是诗歌精品难于产生的原因之一。没有理论指导，犹如盲人瞎马，无灯夜路，不知要摔多少跤，很难到达目的地。 二、要知诗病，必须掌握系统的诗歌理论。 掌握了诗法，至少是了解了一首成功诗作的基本要求，便可知诗病。也就是对诗由感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毛泽东曾言：由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掌握了系统的诗理论，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没有系统理论，有时可以写出好句，甚至偶尔写出好诗，但常常会有硬伤，犯低级错误，连名家也不能幸免。
医人之病，需识病人的病症，并诊断形成病症之缘由，也需要懂得何种药物对症，对症之药如何配伍。这些都是十分科学严谨的，不能马虎，否则可能出人命。写诗，评诗也是这个道理。如某诗刊有诗《司法》“包公海瑞竖心间，自信今贤胜昔贤。明镜须悬民意里，龙头铡把出青天。”这其中也有好句“龙头铡把出青天”，形象且有深意。但用诗法衡量，毛病不少。其一，诗与题不相称。题是司法，司法是实施法律，诗写的却是古代两个清廉公正的官员，诗大题小。其二，“明镜须悬民意里”句经不起推敲，民意并不是司法的标准，法律才是准绳。其三，诗的四句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其四，首句与题不够贴切，包拯、海瑞任的是地方官，其职责不仅是断案。其形象是清廉公正的，而不是司法。其五，诗的叙述角度有点乱。首句象是第一人称，后面三句却是第三人的口气。如果诗题改为《题某法官》，上述毛病多数就消失了。 这些毛病，诗歌理论早有论述，明·江盈科云“凡诗拆看一句，要一气浑沦；合看八句，要八句浑沦。若一句不属一气，一篇不如一句，便凑泊不成诗矣。”如果作者与编者知道这个道理，断不会拿出这首诗来。 三、诗作与诗理互相促进，推动诗歌发展。 诗歌的繁荣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有关， 诗歌创作也自然与诗歌理论有关，二者是互相促进，交替发展的。魏晋建安文学，三曹诗的繁荣，为以后的诗歌理论提供了实践经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诗词理论高峰，代表作是曹丕的《典论》，钟嵘的《诗品》，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
这个诗歌理论高潮为唐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推动盛唐诗歌的动力之一。
近体诗就是在唐之前的南北朝时对声韵学研究，对格律探讨的基础上成型的。齐.周颙《四声切韵》提出四声说，沈约倡导避忌八病的操作原则。在这个基础上，齐代永明年间由谢眺、沈约创造的永明诗体，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转变的新的一页，为唐代格律诗的最后形成和发展在形式上奠定了基础。直到唐初，才最终将四声简化为平仄，由消极的回避声病变成积极的调声，从而形成了具有一整套格律样式可循的五言近体诗（即五言律诗）。 唐初对格律诗初期的创作硏究，形成了以《诗格》为中心的理论，初步形成了格律诗的规范。在诗格理论的推动下，形成了近体诗，即后来流行的律绝体式。这一完成过程，就是中国诗史上的新体诗运动。 唐代的诗歌繁荣又为后来的诗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至宋代出现了第二个诗歌理论高峰，产生了一大批诗歌理论著作，著名的内容比较系统的有姜夔《白石道人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并产生了集几十部诗论著作的葛立方的《韵语阳秋》。这些理论的传播又推动了宋代诗与词的创作繁荣。 宋代词的繁荣，当然诗也相当繁荣，又为之后的诗歌理论增加了大量新资料，以宋词为硏究对象的元明词理论，也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如杨慎《词品》，李渔《窥词管见》，孙麟趾《词径》。 唐诗宋词的诗词创作繁荣，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素材，造成了明清诗词理论的繁荣，产品了历代最多的诗词理论专著，著名的有谢榛《四溟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国维《人间词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在前人诗词理论的推动下，清代的诗与词都有不俗的表现，产生了中国历代最多的诗人，只不过由于清朝中期之后国势衰落，后人对清代的诗词关注不够多。 至清代，可以说，诗歌理论体系已基本完备。正如著名诗人诗论家刘庆霖所说：诗的法度，古人基本上硏究得差不多了，没有多少创新的余地，唯一可以挖掘的是思维，诗性思维。
当下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自觉学习并运用这些丰富的诗歌理论，而不是端着满碗的饭却吃不饱，甚至拿着金饭碗向外国乞讨。 四、有实力的诗人都是诗与理并修，成就建立在二者的基础上。
一个诗人要成功，诗与理需兼备。我国自古著名诗人同时都有 深厚诗理功底，同时也是诗论家，如王昌龄、白居易、欧阳修、杨万里等，都有诗论专著闻世。而著名诗论家的诗也都很好，挑不出什么毛病。如姜夔、陆游、杨载、王世祯、李东阳等。可见，作诗与诗理是共生的，强则皆强，弱则皆弱。 诗创作与诗理论是诗歌前行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作者应该用诗的法度审视自己作的诗，看有无毛病，有则改之。若没有丰富的诗理知识，可能看不出毛病，诗就带病上书了，虽久历诗坛亦不能幸免。如某诗刊有诗《峡湖村晚》“湖抹霞光映翠微，二三峰峦绕船飞。渔姑甜美歌声近，画意诗情满载归。” 可以说是不错的诗，但第三句有点毛病，“甜美”二字显得生硬，人工痕迹太明显。若改用“如笛”，则自然清新多了。“甜美”二字的问题在于破坏了诗的整体气象--恬淡自然的水乡风情。诗与理兼修者，诗的成功率很高，如当代刘章、胡迎建、周啸天、刘庆霖、杨逸明、李增山等，诗好，诗论亦好，这说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五、自由体诗也需要理论指导，其理论与格律诗是相通的。 诗理论，不论自由体，格律诗都是相通的，大同小异。自由体诗由于产生的历史比格律诗晚，又是从外国传来的，虽然也有许多诗理论，但远不如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系统，丰富。自先秦至清，有上千部诗歌理论专著，更不用说文章了。所以，作自由体诗的，也要重视学习中国传统诗歌理论。 有人以为，自由体诗不拘格律，就不需要更多诗歌理论。其实不然。格律，只是诗法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是诗的艺术本质和艺术特点，这两点，格律诗自由体诗是一样的。诗法，是反映诗的美学原理的规律性的东西。格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请看一首自由体诗《大雨打在我窗》“那么多的脚步疾行，/大雨打在我窗。 街上已没有行人，/仿佛空了出来。 天边一块云，/仿佛陆地。 我蓬松的羽毛，/竖在灰暗的天下。” 作者自称是超现实主义，诗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基本不采纳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诗有几处形象清新之句，但用诗法观之，毛病不少——意脉不连贯，读后不知所云，尤其是最后的第四段诗句，与前三段没有关联。节奏感不强，虽然是自由体，也得讲点节奏吧。第二句重复了诗题，浪费了八分之一的笔墨。以上都是诗法不允许的。诗，起码得讲点逻辑，语句通顺，让读者看懂了。作者也许采用西式思维，但诗是用汉字写的，主要也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如果忽视汉字的优势，舍弃东方思维，排斥中华诗歌传统理论，这种诗能吸引多少读者？ 比如，凡诗都应讲究节奏感，韵律感。正如毛泽东所说：“搞文学的人，必须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自由体诗，过份自由，不仅不押韵，连音步节律都不讲，完全离开了歌的范畴，远不如歌词好吟唱。既然称诗歌，不宜歌的诗，如何称之为诗。无论如何，不押韵，连音步节律都不在乎的诗，在这方面已经落于格律诗下风，需用其他方面更出色的表现来弥补这个短板。守法度曰诗，自由体诗正因为自由，更容易超越法度。作者更应增强遵循诗法，运用诗歌艺术规律的意识，创作出不带病的诗歌来。
有人认为诗的法度束缚写诗。问题的关键不是诗歌理论不好，或者诗歌理论妨碍写诗。而是有的人对诗歌理解不深，或因为运用诗法不熟练，以致认为诗法妨碍写诗。这种认识使他们不去对诗歌作更广泛的深刻了解。 一位优秀诗人，一定对诗有着深刻的理解，具备较高的诗词理论素养，能知诗病，可辨优劣。如果没有起码的诗词理论知识，就连读懂一首好诗都困难，何况写好诗。 雷海基 201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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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5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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