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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诗不仅是诗歌的魔方
陆机在其《文赋》中阐述声韵方面时，强调声音的调谐，以色比声，说明不同字声交互应用的重要作用。不同声调的字词通过有意识地适当安排，会有效地增加诗歌的声韵美，这本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恐怕令陆机这位形式主义诗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是，从齐梁到唐朝，诗歌竟孕育出了一个畸形的怪胎，那就是形成了从声律、押韵、对仗等形式上机械、呆板、单调，千篇一律的豆腐块式的所谓“格律诗”，使诗歌走上入了死胡同。陆机如果地下有知，恐怕要坐起来给不争气的子孙们脸上狠狠地唾几口唾沫。
一、格律诗的语言形式与人类情感的外化相悖，是诗歌的怪力魔方
陆机《文赋》中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歌是人类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综合反映，通过语言形式表情达意的一种文体，可见诗歌的语言与人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会因情绪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人处在相对激动或悲伤时，措辞相对激烈，且语节即变短，而当人心境相对平和时，言辞相对舒缓，语节即较长。正如《诗•大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如诗经、楚辞从一字到十多字长短参差不一等就充分地体现了诗歌语言与情绪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一特点。其实，古代有识之士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天才诗人李白不屑于受格律的拘束，请看他的《蜀道难》、《梦天姥吟留别》等千古名篇；格律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什么是新乐府的倡导者？巩怕他在创作实践中也早已有体会，只不过没有说破而已，而“三吏三别”也正是老杜的代表作；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他的代表作也是新乐府歌行体的《长恨歌》、《琵琶行》。宋苏东坡以诗为词，在创作中也敢于突破格律的拘束，独树一帜，创造了豪放派词风；辛弃疾以文为诗，把豪放派词风推向了词的峰巅，都是有力的例证。
《诗•大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人应该是感情丰沛，歌哭歌笑，手舞足蹈，喜闹哀乐形于表。虽然格律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已被诗人们做得精妙绝伦，但这种整齐划一，机械呆板的诗歌体裁无疑就象一个一本正经的卫道士，一个摇头晃脑面无表情的老学研，根本不符合诗人的本性和诗歌与人性的关系，则诗歌应有的规律。
格律诗的套式化，尤其是大唐帝国在开科取士中成了必考科目（这种套式化的诗歌形式无疑便于鉴定评判），对这种诗歌形式无疑起到了很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甚至对诗歌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得格律诗就象一个神奇的怪力魔方，吸引着、逼迫着一代又一代，无数的炎黄精英为之不由自主地穷其一生，甚至积习成性，乐此不疲地在平仄，对仗，押韵的呆板机械单一模式中苦心经营，中邪般难以自拨。
二、格律诗不仅是诗歌的魔方，也是思维的魔方，它严重地制约了国人的创新能力
如果格律诗仅仅影响了诗歌的发展也就罢了。如前所述，上千年来，中华精英文人长期在这种“蛋壳里做道场”式的学习和实践，在这种套式化，模型化的怪力魔方中着魔般地玩转着，久而久之，势必造成其思维的固化，乃至僵化，非常可怕渐渐地这种思维模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遗传基因，而这种思维模式恰恰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所需的发散性思维，头脑风暴法相悖逆。这就难怪作为璀璨的古文明创造民族为什么没落成毫无创新能力，只会机械死学的一个民族（说明:本文就谈格律诗对国人思维的影响，不论及其它）。就拿我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来说，唐宋以来，是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物质最文明时期，但偏偏是唐以后唯独一项“发明”就是毕升的印刷术，我之所以给这项“发明”加以双引号原因是它其实只能算重大技术革新，而称不上是发明，因为它并没有改变印刷方法（如激光印刷等现代印刷技术真正改变了旧有的方法才是印刷新发明），只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把固定印板按单个字符进行分解，便于重新组合，故这只是一项技术革新。我猜想这项技术革新倒是得益于格律诗，毕升也一定是会写诗的，由于在格律诗写作中，为了拼凑所谓的合律、对仗、押韵等，必须把字、词、句拆散了，颠来倒去进行排例组合，作为从事印刷工作的毕升于是受到了启发:“为什么不把印度板上的字也拆散了，就可以象诗一样可以重新排版呢？”一项技术革新就这样诞生了。
论诗
诗缘言志发心声，歌哭人间见绮情。
阐理悟禅才有别，修辞论法性分明。
风骚比兴一时体，李杜苏辛千古名。
蛋壳神魔成道场，畸胎或恐已成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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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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