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界的争论大致是这样的，总是有矛盾或对立的地方才会发生争论，要不争它干嘛？比如甲说文言文好：简洁，乙说文言文不好：模糊，甲说白话文好：精确，乙说白话文不好：啰嗦，这就有交集了。一交集就会发生争论，有时还争得厉害。“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鲁迅是不赞成“永久不变的人性”的，他由猿人说到出汗，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人性之变。那么，人性变还是不变呢？我这样问就错了。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人性——连人性是什么也不清楚，怎么判断它变还是不变？拿一个人性的要件自私来说吧，手持石刀石斧的原始人自私，手拿苹果机的我们仍然自私，这是不变的，但其所需、对象、方式等却在不断变化。变亦不变，不变亦变，至于今后如何就更难断定了。因此，立论需要厘清概念，划定范围，说人性就要在人的范围内说人话，要不就会汗漫无边，鸡对鸭讲。
可以肯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是一些有责任感的人，这跟儒家的理想、教育有关。从“兼济天下”到“匹夫有责”，每个人在民族等大节上应该有所担当，哪怕你是个连发言权也没有的引车卖浆者。所以，他们那样做本身就在践行传统，是儒家理想的信奉者与执行者。一个儒家理想的信奉者与执行者却要否定儒家，打到孔家店，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其实也不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另一方面与实用主义有关。吾国吾民很早以来就养成了讲实际，求实惠的习惯，“经世致用”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目标追求，“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赵翼），纯粹的思辨与推理是很不受人待见的。因此，才会出现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政治运动居然由几个文人发动起来这事。这在别国人看来或许有点稀奇，但在我们这里却很正常，这叫知识分子的本色，没有人责怪他们，倒是引来了一片赞扬声。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中华帝国就面临着一种生存压力，这几乎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病。老是打不过人家，老是受人欺负，平民百姓也会深刻检讨，蹷然而动了，何况是敏感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呢！一些人依样画葫芦，搞起洋务运动来。不行！另一些人还是依样画葫芦，搞起戊戌变法来。也不行！干脆推倒重来，暴动，革命！革命倒是成功了，但胜利果实却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把抢了过去，这可怎么办？军事、政治、暴力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经济和文化呢？也只有经济和文化了。于是，我们看到那时有实业救国的，有科学救国的，有教育救国的，有道德救国的，真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对知识分子来说，实业救国不容易，搞实业不仅要钱还要去经营，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从思想、文化、教育入手就简单多了，并且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虽然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和做法都很幼稚，但那时的人们是真诚的，至少看起来像是真诚的。
国家民族之衰落是怎么回事？现在仍然是个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其衰落并非单一因素线性作用而是一种非线性作用的结果。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太多这种情况，一个庞大的帝国迅速兴起又迅速灭亡，没有人能说清楚其中的原因。国家民族是一个基于局部信息做出行动的智能性、自适应性主体系统，其兴亡也应当是一种复杂行为，如果以线性思维方式寻找原因肯定不得要领。这样看来，连大清帝国衰落的原因也不知道就开出药方去救治，这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加重病情。事实是，最后能够登上权力顶峰，左右国家民族命运的都不是这些满腔热情的知识分子，而是另一批精明过人的实用主义者。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悖异了：那些心系天下的先行者们注定了要走向一个不可能到达的结局，他们不过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铺路石，这就是他们的命运。知识分子嘛，做点思想文化工作还是可以的，千万别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行到能主宰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叫不自量力，除非你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成为入世的实用主义者，否则想也别想。
二
救亡图存，师夷之长本来并不必然导致反传统，自己有所不足，补上不就足了吗？这叫亡羊补牢，何必拆掉羊圈另起炉灶呢？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可不这样看，在他们眼里，这“牢”早已是年深月久的枯篱，而西方的东西呢，那可是金埒，非把它换了不可。“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中国是黑，西洋是白，中国坏，西洋好，水火不相容，要不干吗“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有了这个先验逻辑，下面的分类排队就顺理成章了，比如中国专制西方民主，中国迷信西方科学，这些论点都是耳熟能详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理论、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如此我们就看到了科学、民主旗帜的高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思潮的泛滥，甚至如“废灭汉文”、革命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也不罕见。这里我不想以“矫枉过正”为尊者讳，也不想说他们急功近利或知识储备不足——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到来时都有激进、温和、保守者——我想说的是一种思想认识境界。凡人都有情绪化的时候，尤其在压抑太久或不满现状时，一看见到某种新奇的东西就会如获至宝拿来作为批判的武器，全然不管它是什么和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事最容易在年轻人身上发生。依我看，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逆反情绪一上来就容易走极端，不是绝对肯定就是绝对否定。看看现在的网上，这种情况还少见吗？其实，这已经不是在为真理而战而是在发泄某种情绪了，这种做法从思想认识上说是没有觉悟。
人的认识境界大致有三个层次：一、常见断见。比如我说黑你就说白，我说好你就说坏，我说不行你就说行，总之全都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就像两队拔河的人，一队抓住绳子一端，一队抓住另一端拔啊拔，有时还能拔出愤怒的火花来。二、相生相待。这时我们不再简单化、绝对化看待事物，而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比如那感冒，你说原因是感染了外来病毒，他说是你自身抵抗力太差，但我不会选队站，揪住绳子一端不放，而能看到感冒是外来病毒与内部降低的抵抗力之间合作的结果。“春风又绿江南岸”，不是春风吹绿江南岸，也不是江南岸自己绿，而是春风与江南岸合作绿。三、彻悟。这时连“相生相待”“合作”这些概念也没有，只是交流、直面与观照。觉悟是彻悟，是无中介的体验与物我交融，怎么还会各执一端，惟他是反呢？而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的精华，是必须加以保留和发扬的，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智慧，也是全人类的智慧。我们文化的好处不在“技”而在“道”上，在认识论意义上，我们的思想思维方法可比西方的高妙得多。
知道先驱者们的局限了吧？他们还在最低的层次打转而不知其高妙，可以说们不懂中国文化。连传统文化及其精华是什么都不懂就去反传统，这是不是有点可笑？拿他们大肆鼓吹的科学来说，我敢说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更不知道科学的类别、观察、实验、理性方法，至于如何检验、如何运用就更是无知了。陈独秀说，科学是“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可见其对科学认识的肤浅。既不理解传统也不知道科学，却要反传统兴科学，从何说起？依据何在？逻辑关系如何？科学是从观察、研究、实验中推导出来的一门系统知识，“原则上可检验”是其根本法则。老祖宗的那些东西难道都是迷信与玄学？全是自相矛盾的胡说八道？真是这样怎么可能有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汉族怎么可能生存下来并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
刘禹锡说过，水有沉浮之性，这沉浮之性就是我们关于水的理念，要渡过江河就得借助这个理念，即“潜过去”或“浮过去”。这“潜过去”或“浮过去”就是方法。那么，怎么“潜过去”或“浮过去”呢？是建桥、造船还是搞一艘潜水艇过去？这里便有一个工具选择、制作与运用的问题。十八世纪以前，西方人同我们一样，生产生活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蒸汽机发明后，煤炭石油等化学能逐渐取代人力畜力占据了主导地位。煤炭石油这种化学能比人力畜力强劲得多，他们据此走到世界前列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问题不在科学思想与方法上，而在工具制作与运用上。在我们这里，作为技艺的技术与工具一向是受到轻视的，“百家众技，君子不为也”，“器”是远低于“道”的东西。火药发明后，我们也知道它厉害，也想好好利用一番，但我们的炼钢技术不行，温度上不去，这怎么可能制造出好枪炮呢？后来不得不从欧洲进口红衣大炮。这样看来，我们缺的不是科学精神，而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技术运用与工具制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相对地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进行重复性的简单工作，技术—工具是不重要的，但随着空间的扩展，其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浇灌几十平方米的菜园子，无须安装抽水机，抱瓮灌园即可（瓮是工具），但要浇灌几百亩的菜地，抱瓮灌园就缓不济急了。一个东西掉到路边的水洼里，我可以伸手把它捞起来（手是工具），但要打捞掉进大海里的东西，就得动用高端设备了。就硬件来说，技术—工具的重要性与活动空间成正比：活动空间越大，技术—工具越重要；就软件来说，技术—工具的重要性与之相反：越接近软件特质的技术—工具越重要，语言之于思维就比喇叭之于思维重要。非议技术的人其实是墨守陈规，不知道技术的基础性作用，这应该是采集和农耕之过（狩猎已经显示出技术—工具的重要性了）。因此，对于老祖宗的那些东西，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或赞同，而应该接受下来进一步甄别完善，特别应着力解决他们一贯忽视的技术—工具问题，不能将其斥之为“奇技淫巧”抛到一边。
现在来看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具，我们知道它为什么卓有成效了，因为它有效地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人不能固守一隅，总是要向未知的领域拓展，这时少不得技术—工具。鸦片战争我们就吃亏在他们的坚船利炮上。不过你可能要问：已经拥有了坚船利炮的我们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还是吃亏呢？问得好！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对小而简单的线性系统，那些技术工具的确管用。在平地面对面决斗，枪炮肯定胜过大刀长矛，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到了一线天那种险要的地方就难说了。武器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此外还有人员素质、心理文化、战略战术以及天时地利等，这是一个由这些因素生成的复杂系统而不是它们的简单叠加。复杂系统的特点是非线性、非确定性、非连续性、非预测性。在复杂系统中，因果关系不是决定的而是随机概然的，它包含了相互关联的因果性、相互反馈、滞后、干扰、协同、偏转、重新定向和自组织的内外因果性关系等。“你可以知道一个苹果里有多少粒种子，但你不知道一粒种子里有多少个苹果，”这句美国谚语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前者是线性的，后者是非线性的。要应对复杂系统，原先那些建立在严密二值逻辑上的技术—工具不免捉襟见肘，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加，这种情况将越发突出。好在技术—工具也在不断进化，这正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的。
很久以来，我们的文化里就有一些应对复杂系统的东西，如道家的“物极必反”、儒家的“阴阳相生”、佛家的“离四句绝百非”等，这说明我们老祖宗早就超越了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模式而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比西方机械论、还原论高明得多的一种思想思维方法，你能说它不是科学吗？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人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有系统分析方法的产生、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这是对牛顿时代以来形成的现实世界简单性的反动，属于当代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被誉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的第三次科学革命。然而，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和科学熏陶的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至今仍沿袭惯例把我们传统文化里的这些精华当作故弄玄虚，必欲去之而后快，这恰好说明我们缺乏科学精神与素养。本来，有了老祖宗的这些智慧，我们在这方面是应该走到前头的——在完善古人理论体系与方法基础上建立起必要的数学模型与工具，但情况却相反，我们仍然不知醒悟，仍然满足于骂老祖宗，比如对辩证法的痛批就是一个例子。照此下去，我们在科技上又将落后于西方，到时只能徒唤奈何了。
三
独立思考是我们一贯提倡和要求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其社会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我们都是社会文化的受益人和/或牺牲品。没有谁能完全独立思考，也没有谁一点不独立思考，这里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而是一个连续统。“民主”是个典型的例子。自从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后，我们就很容易就被它的光环所吸引，本能地认为这是好东西，对它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与热情，据说到如今它已经“普适”了，成了“绝对真理”。这是不是很有趣呢？我就不知道民主怎么会成为“绝对真理”！对于人，我只知道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是“绝对真理”！民主怎么会是“绝对真理”呢？谁证明的？怎么证明的？逻辑何在？纵观人类历史，专制时间远长于民主，专制是常态，民主是变态。根据适者生存的理论，可以说专制对人类的贡献远大于民主，要不我们也不会活到今天。空喊民主的人不过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表现。
考察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是很肤浅的，在他们看来，西方以自由平等为本原，一片光明灿烂，而中国几千年盛行专制与家族制，一团漆黑。他们觉得要取得个人平等自主权利就必须实行民主，而对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却来不及思考。其实，自由与民主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前者关心的是意愿实现问题，后者关心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它们很多时候还会发生冲突。比如我就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喜欢无政府而讨厌任何形式的拘束，包括民主政体。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逻辑是：要保障个人自由，就得由个人自主决定政府，个人自主决定的政府一定能保障个人自由。但是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首先，什么是自由和个人自由？其必要性、合理性与限度如何？目的意义何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其次，要保障个人自由就一定得个人自主决定政府吗？为什么？还有其他选择吗？最后，个人自主决定的政府就一定能保障个人自由吗？可见问题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其间存在着个人意愿、个人选择、社会群体及政府、政府与个人这几重关系。把几个不同层面的东西混为一谈，还是一种线式思维的表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仍在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人是什么？目的意义何在？个人主义是很晚近的东西，卢克斯认为它起源于19世纪，是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根源——启蒙运动的普遍反应。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才说：“并没有‘个人主义’一词，它是我们为了自己使用而铸造出来的，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团体、并且能够被认为绝对独立的个人。”科恩在描述“自我”发展时也表达过类似意见，他把个性发现的时间确定在文艺复兴之后。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以前的人没有个人意识。基因是自私的，只有自私的基因才能被自然选择所保存，这决定了每个人都有个人意识，不过由于生存压力，这种个人意识被压抑了，使得他们的自我具有“不集中性、流动性和多重性”特点。看见过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吗？相信每头狮子也有个体意识，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压抑个性，融入群体——赶出狮群就意味着判处死刑，这可以作为先民自我意识淡薄的一个旁证。的确，自我、个性、自由这些在我们看来神圣的东西，在生存面前不值一提，对生命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这样看来，自由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存，如果不利也可以牺牲掉。在生存方面，族群优先于个体，没有族群就没有个体，而不是相反。老虎为什么独来独往，自由自在？蚂蚁、蜜蜂为什么组织严密，并且个体几乎是族群的一个工具，毫无个性与自由可言？由此不难得到启示。自由、个性和社会组织方式从来不是天赋，恰恰相反，它们是为生存服务的，其状况取决于各自的生存禀赋与压力。你天生处于食物链低端，朝不保夕，要个性与自由干嘛？反之，你处于食物链顶端，当然要大谈特谈自由与个性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知道专制与民主的适应性了？专制也罢，民主也罢，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专制与民主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民族生存环境恶劣，生存压力较大，他们一般会采取专制制度，牺牲个人利益以求得族群生存，反之则会采取民主制度，如果没有压力，那么我们就是自由自在的老虎，不仅没有专制、民主，连族群、社会这些东西也不必要了。
中国是一个生存条件优越但生存压力相对较大的国家，大片的平原，肥沃的土地，方便的灌溉，使得农耕一直是我们生存方式的主选。威胁来自北方，要不我们也不会费力修筑那道防御性的工事——万里长城了。由于失掉了幽云十六州，以宋朝如此发达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仍然抵抗不住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可见长城的重要性。好在老天还赐予了我们两条横贯东西的大河：黄河、长江。如果长城失守，可以退到黄河，再不行就退到长江——连长江也守不住，那就只有亡国了。农耕的本质在于土地依附，不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万物皆属于我。农民的圈子比较狭小，思想比较保守，“五谷睦熟，子孙蕃滋”，这就造成了我们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土地与人口矛盾。
关于中国国家的起源一直存在着争论，主要有战争、水利、祭祀诸因说。我认为这些都是局部的或后起的因素。事实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其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出现国家。几十人的一个部落，有事大家商量着办，无须搞出那么复杂的社会，但几十万人住在一起，就必须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了，这就是国家的起源。比如秦以来的中华帝国，主要就是为解决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而设立的。历代都有关于占有土地和仆人的严格法规，皇帝一般不喜欢豪门大族，特别不喜欢他们兼并土地，而喜欢以家庭为单位，只有几口之家的小农。表面看这是为了统治稳固，其实是一种资源分配的平衡，你一家占有太多土地，别人还活不活？难道都去流浪，成为无业游民？唐朝就因为流民太多而搞得来藩镇割据，鸡犬不宁。一些头脑简单，爱走极端的人总是觉得应该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活得自由而有尊严，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幻想，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违背天道的。问题出在基因上，这么自私的生命面对有限的资源，其争斗如何是可以想见的，为了不搞得你死我活，就必须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拿等级制度来说，这对我们的生存就有很大的好处，按照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这个制度有利于我们节约生存成本。想象一群猴子没有等级制度，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相遇都要激烈厮杀决出高下，那将是一副什么情景？这群猴子还有生存发展的可能吗？
美女、佳肴、金钱、权力、荣耀这些东西历来都是稀缺资源，不论你实行什么制度都注定了它们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这叫幂律分布。天道不公，它只有不公才能创造出这个世界，要是都像撒胡椒面一样均匀分布，恐怕什么也不存在了。人一情绪化就会丧失理性，将某种东西神话化，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是这样。民主真有那么好吗？这种好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它有没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它能否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怎么避免“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失序？我们是否可以在专制—民主两个极端之间探索出另一条路子？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专制制度少说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民主制在世界的普及还不到一百年，用一百年的制度来否定几千年的制度，这是否很轻率？一百年就能完全展示其优缺点，使我们看清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我看不可能。正确的做法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对立的两极。非黑即白，不好就坏，这是典型的线性思维，重二值逻辑的西方人这样看不足为奇，但受过儒释道熏陶的我们也这样就太奇怪了。专制制度的好处是节约成本，坏处是不能防止它作恶，如果既能保留其好处又能防止它作恶就再好不过了。
密尔之所以主张实行代议制民主，是因为他不放心道德和才智低下的民众。倒不是说民众天生道德才智低下，而是聚集在一起时就会低下。社会心理学已经证实了这个观点，《乌合之众》有名言：“人群聚集的地方只能产生愚蠢不能产生智慧。”每个人独处时都挺聪明理性的，但聚集起来就会干蠢事，这之中有着深刻的群体心理原因。虽然平日里我们都很看重个性与自由，但在群体中为了与大家保持一致，往往会放弃个性与自由。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证实，90%的人都是注重眼前利益的人，《庄子》“狙公赋芧，朝三暮四”的寓言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但是，社会事务很多时候是要从长远角度考虑的，有时为了长远利益还会暂时牺牲眼前利益，这在民主制下就很难实行，政客们为了拉选票往往会刻意迎合选民，长此以往，国家民族利益将受到极大伤害，结果是让子孙后代来偿还。一味地提倡个性自由，以满足民众需要为施政宗旨，不仅是对民众的一种不负责任，还是一种慢性毒害，就像酗酒吸毒一样。人性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在争取利益最大化，这怎么可能都去满足呢？这里有一个如何满足与引导的问题。民主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科技进步，人民生活富裕，一个个长得肥头大耳，胖了减肥，减了再胖，再胖再减，这不是浪费资源吗？他们想过非洲那些皮包骨的同类没有？还有贪婪的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哪里赚钱就往哪里钻，把地球搞得来百孔千疮，乌烟瘴气。人生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吃好穿好住好玩好？人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本能需要？你吃得再好长得再胖又咋样？这就是自我价值实现吗？站在地球的高度看这算什么贡献？“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现在是更加变本加厉了，因此对以满足人的本能需要为归依的民主制度应该有所反思了。人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物质需求的，吃得饱穿得暖也就够了。我们天生为万物之灵，应该有一个“灵”的样子。这样看来，老祖宗的恬淡虚无，清心寡欲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关于人类社会制度，我们应该有智慧把它设计得更合理，以取得个人—社会、本能—精神、理想—现实、贪欲—淡泊、短期—长远诸方面的平衡。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结论被一些人拿来作了工具。这些人并非真心喜欢民主，真心要与民分享权利，而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权利，便以此为借口希望趁乱分得一杯羹。看看他们的表现还不明白吗？当他们高谈民主时，是容不得任何非议民主的意见的，他们对任何关于民主的质疑都会暴跳如雷，攻击谩骂。这还叫民主吗？他们不过是一伙假借民主名义以逞其私的专制者，甚至比专制者更专制。中国从黄巾起义以来就有均贫富和平等的理想，为了美好的明天，很多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到头来一切还是复归原样，这简直就是一个怪圈。为此我们已经上过无数次当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我对奢谈民主者反感的一个原因。重申一遍：美女、佳肴、金钱、权力、荣耀这些东西历来就是稀缺资源，不论你实行什么制度都注定了它们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一旦民主了难道就会分配给我美女、佳肴、金钱、权力、荣耀？我才不想为了徒有形式的几年一次的投票把自己搞得来神魂颠倒呢！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不在于其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一种独立的理性精神，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怀疑一切）和立论的有理有据（推理论证）。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不是这样，他们所作的很多结论都是一种激情支配的产物，是生搬硬套移植西洋的。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开了一个坏头，丢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而开始党同伐异：争论什么、怎么争论、结论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击对手，搞臭对方。如今这种情况是越演越烈了。看看时下的争论，谁也不去独立思考，谁也不管检验论证，谁也不守辩论规则，首先选边站，站好队后便开始口诛笔伐，拳打脚踢，争不过时连祖宗八代也请出来了。他们的争论根本不是为了道理、正义、是非而是为了情感、面子、利益，一个知识界搞得来就像江湖上的帮派，仿佛一群流氓在那里打架，这哪还有一点“士”的宽容谦卑与理性？以此谈论民主、自由和平等，岂不是一种讽刺？
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对科学已经提不起多少兴趣了，最多也就在说到如中医这种传统时把它拿来作为真理参照一下，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民主，据说这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只要民主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以预计，除非不发生类似“新文化”那种运动，如果发生，则一定是关于民主的。那将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呢？很难想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会如新文化运动那样纸上谈兵。但愿不要矫枉过正，若是那样，对国家民族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历史的帷幕缓缓拉开又缓缓关上，历史的闹剧一幕幕不断上演，其剧情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换了一批人来当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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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4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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