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格老也

一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记得这句话在译介“拉美文学爆炸”时叫得最响，后来不知怎么传到了生意行，以致一些做生意的也把它拿来做了品牌的宣传，宣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不知道这“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是举世公认的真理还是无须经过任何检验的公理？对此，很少有人去研究。

众所周知，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由来已久，几乎成了老生常谈，使人想来就烦。每当说到文学时，我们总爱请出这把文学的尚方宝剑，要求作家扎根民族沃土，写出具有独特的民族作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似乎没有民族性就不是好作品，就是空洞无物的泊来品。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民族性？文学作品为什么要有民族性？民族性是否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它与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关系如何？它是文学质的规定还是一个难以抹去的印记？这都值得我们思考。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科学的证伪法，找出缺乏民族性的优秀作品来，只要找到一例就可以证伪这一理论。事实是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我们读过众多具有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同样读过不少缺乏民族性的杰作，如爱伦.坡、麦尔维尔、享利.詹姆斯的小说。这说明所谓的民族性并不是构成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可能它是一个习焉不察的错觉也说不定。

韦勒克说：“提出比较文学或总体文学或单单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有明显的谬误，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接着说：“文学是一元的，犹如艺术和人性是一元的一样。”(《文学理论》第4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这里，如果不狭隘理解“一元”的话，韦勒克的观点是站得住的。同艺术其他门类一样，文学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是一束光，一道电，它照亮了我们“黑暗的心”。一部优秀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生的生命，它丰富和发展着我们的经验，为我们的生存提供更多可能性。对于每一部作品，重要的是它的个性，你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事件，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法则。

二

鼓吹文学民族性的人可能太看重“文学即人学”了，尤其在小说方面，因为“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细致而多方面地刻画人物性格，生动而完整地叙述故事情节，充分地、多方面地展现人物活动的环境。因此，比起其他文学体裁来，小说更适合于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描述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表现复杂的人物关系。”(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第39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既然它的特点是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环境，描述曲折生动的故事，那么作为社会文化公共符号构成物的我们怎么能不受它制约呢？我们除了挖掘民族特质，写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外还能做什么？荣格有“集体无意识”一说，似乎也支持这个观点。有人说，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知觉形式之一的文学只能是民族的，越有地方特色就越使人觉得鲜活。它最忌讳雷同，最怕的是共性。真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

记得巴霍芬有句名言:“事物的起源决定着事物的继续发展，也明确了事物的特性和直接目的。”鼓吹文学民族性的人大概对此深有体会。姑不论巴霍芬的观点是否在理，可以肯定，它和文学的民族性是两回事。我们说一个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性质，不等于说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选择标准。人是从动物界走出来的，谁听说过动物性是人们的理想和追求目标？对于民族性、文化、历史这些复杂问题，研究时只能把它们看作背景。它们有适宜于自己的研究目的、方法和范畴。过分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混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结果是使文学(特别是小说)成为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最终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文学有文学的目的、方法和体系，它虽然不排斥别的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决不意味着变手段为目的，变建构为消解，本末倒置。以小说为例，过分强调小说人物的民族性，其实是在抢夺民族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饭碗，等而下之，则是在替他们做田野工作，收集第一手材料了。这又何苦？

三

不妨把小说的概念放宽一点，《荷马史诗》《十日谈》是小说，“饰小说以干县令”是小说，“小说家者流”也是小说，进一步，神话、童话、传说、稗官野史也是小说。为了从源头上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走远一点，尽量往前，回到起点。

这个起点就是神话。

作为“一个用来表示象征性传达类型的集合名词”，神话的特点是它的意象单位和由这些意象单位联缀而成的叙述序列。其主题几乎是关于事物起源的，即其终极表达为生与死，意旨关乎生命、生殖、力量、秩序等永恒问题。初民实践方式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近取身边之物作譬，借助联想组织纷纭的外部世界。其思维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混沌，其行为规范受制于本能。为了达到直接目的，他们往往依据交感律和模仿冲动，创造出具有追忆特点的巫术法术仪式，借以操控自然、社会的正常运行。神话正是这种仪式的话语表达形式。这时他们的自我、愿望和情感以类比联想的方式投射于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构成了一个个稳定充足的情节结构，一个关于神和受神支配的传说、虚构、故事(mythos)。由于神话思维运算的特点以及它的主题、结构的单纯，不论哪个民族的神话我们都可以一眼看出，它是最少文化和心理沉淀的小说。对于它，你就像面对一个赤裸的婴儿，无须多少背景材料就能洞穿其底蕴，完成审美观照。

阅读神话或志怪，我们看到其中的人物已经退场，主角多是一些异形的鬼怪精灵和无人称的人格存在，其审美传达完全遵循简化原理。F.奥戴说：“神话是超越时间和经验世界的”。D．利明说：“真正的神话是对人类共同特点的记录。它和纯意识形态相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语言、精神、文化、传统以及宗教的联络媒介。”（斯特伦《人与神》第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初民眼里，看到花就会想到女人，他不会说“颜如舜华”或“花红面似”，至于百花仙子一类的增设他还没有梦见。后来，人的认知领域拓展了，逻辑理性发展了，概念思维取代了象征思维，类比的现实性逐渐被淡化，以致话语中若不用“如”“像”之类的暗示词就不能理解那些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性格，描摹世态人情，把大量无足轻重的背景材料推到面前，人格特征被稀释得若有若无。我们忘记了自己和本源，收获的是一堆无关紧要的细节，那作为人性要素的感觉、情绪、想象其实并没有多少创新，视觉焦点的偏离徒然地增添了一些无关宏旨的时髦精致和累赘。所以，不论审美在形式上如何随理性的分辨力发展，无论百花仙子如何受苦受难，它的特质，那作为经验的“真”——生殖的本质结构这一点是极少改变的。心理学证明，人对客观事物的反应虽然复杂多变，但最基本的情绪只有四种：喜、怒，哀、惧，其他情绪都是这四种情绪混合和派生的。阅读神话，我们看到，其经验模式已经囊括这一切，它奠定的是整个文学的基础，其情感强度和张力甚至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我们。由于这个原因，作为理性的人，我们只能在前人的调色板上修修补补，进行角度不同的排列组合，难怪人们说千百年来文学的主题就那么几个！“的确，没有其他艺术如此适合于描绘奸与坏，可尊与可恶复杂结合的人物了，甚至最接近且可与小说匹敌的戏剧通常也必须依靠感情与理智之间的相对简单的对立……也可能某些戏剧人物是以这种复杂性来构思的，但是在两小时的演出中，观众决不能指望在这么多的层次上，带有这么多宗教、哲学和政治寓意来把冲突同化。”（《小说修辞学》第2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与时俱进，但审美的直觉能力却每况愈下。传统带给了我便利，但同时也使我们损失严重。

四

那些要求文学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人主要指的是它的差异性，即“这些特点是仅属于本民族而为别的民族所没有的”(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第443页)，要求写出独特而又真实的民族形象的人更是在强调差异性。事实上，人类的生理、心理存在着众多共性，人性、文化也有相似或相通的地方，面对全球化浪潮，面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如果我们今天仍然一味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显然不合时宜。1827年，歌德曾有一个设想，有朝一日各国文学合而为一，每个民族都在这场全球的大合奏中演出自己的声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45页)。看来文学的求同存异，融为一体与其他领域一样也是大势所趋。文学之为文学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其所写只是本民族所有而为别的民族所没有，那么谁又能读懂呢？充分考虑文学的共性（类似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和新批评派的“文学特异性”），在经过仔细研究后再下结论，这也是F.巴格的观点：“人类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常常倾向于把他们局限在自己所描绘的文化的新奇与陌生玩艺中。他们指出了反常的性质，而把那些与我们自己一样的文化性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企图描述一个人的人格时，他们的做法与心理学家、小说家乃至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最受重视的是那些突出的差异，而人们那些与人类共同的倾向相一致的行为特性常常被忽视。像这样的对个体描述的结果常常是一幅漫画，不管这些个体是人还是文化。如果正是这些差异在根本上与我们相关，那这种做法就不是错误的。但是一个完全彻底和科学的文化研究必须处理一个选定领域中的所有行为，因而既要处理相似性，也要处理相异性。据此理由，我们必须把一种文化定义为在某一人类群中发现的所有文化规则，尽管我们认识这种文化及表现它的人群时根据的是它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文化：历史的投影》）

倡导文学民族性的人肯定误解了文化的差异性，只看到浮在表面和背景上的东西。背景固然重要，但不等于特质。对作品优劣的评价得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民族特性可能并且极有可能只有在有利于作品品质（形而上品质——英伽登的）形成时才是有用的，否则就是猎奇。

五

文学的目的在于向我们传达经验，或深化我们对原有经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在想象性参与中完成的。以小说为例。小说唯一的材料是语言，读者只能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才能使自己以往的经验储存得到释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怎么强调小说的语言技巧也不过分。小说意义的完成必须通过言语来实现。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把文本作为理解小说的唯一基础，而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故事、思想、情感、意义的理解都是它的派生物(经验储存的释放)。作品风格的形成依赖于作者对特定句式的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特定代码的组合（有意味的形式）。由于人物思想是以话语模仿来实现的，在小说里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同一个东西（虽然语言学家并不持这种观点）。特定的语义结构标志着“这个人”的思想——一种精神或思维方式的显现。小说一定要显现人物的思维方式，这之中也一定会包含他的个性以及心理和民族文化特性（社会语言学已经做过深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对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过不带民族性的作品（单从使用的语言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但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作品特质和目的性构成的民族性，而不是那种先天的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性对作品个性风格的形成到底有多大价值？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作品品质的形成（还可考察个性对作品品质的形成作用）？如上所述，经验的新颖、重要以及它的统合度是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如果它是有益的，并且它的品质主要得益于它，那么我们就称它是民族文学的典范，否则它就是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有害的。

考察文学史可以看出，拟人（物）、施事控制和因果缩略倒置是作品风格构成诸要素中最常用的手段。

“看着看着，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背上，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萧红《火烧云》）这是拟人(物)法，来自神话类比思维。

“梭利戴德往南不几里，夏连那斯河靠着山边的崖岸深而绿地流，流。水还暖的，因为它峻急地穿过被阳光晒得热辣的黄沙，才到达这狭窄的潭。河的一边，金色的山坡弯弯曲曲地伸向那巍峨而崚嶒的加比兰群山，可是在洼谷的这一边，水树相接，杨柳每年春天都长得又鲜妍又苍翠，把它们低层的簇叶卷进冬潮冲来的浮渣中去。合抱的槭树，长着斑驳的、白色的低枝桠，弯拱过这水潭。”（斯坦贝克《人鼠之间》）这是施事控制，河、山坡、树居然可以“靠着、流、穿过、到达、伸向、卷进、弯拱”，这是一种拟人(物)法，又叫有生思维。

“大雨连续下了三天，贝拉约夫妇在房子里打死了许许多多死螃蟹。刚出生的婴儿整夜都在发烧，大家认为这是死螃蟹带来的瘟疫，因此贝拉约不得不穿过水汪汪的庭院把它们扔到海里去。星期二以来空气变得格外凄凉，苍天和大海连成一个灰茫茫的混合体。海滩的细沙在三月的夜晚曾像火星一样闪闪发光，而今却变成一片杂有臭贝壳的烂泥塘，连中午的光线都显得那么暗淡，使得贝拉约扔完螃蟹回来时费了很大力气才看清有个东西在院子深处蠕动。”（马尔克斯《巨翅老人》）这是因果缩略和倒置，是制造悬念的有效方法。

……

可见，民族性并非文学品质构成的必要条件，它只是文学社会系统、话语库中一种可供选择的先天资源。文学家的做法跟其他人一样，都是在已有系统中进行选择排列，而作为读者，我们仿佛通过这种选择排列满足了自己的好胜心，获得了一种近似游戏成功的快感。这就是文学性！

话说回来，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丢掉民族性，把它从作品中剔除干净。事实上（甚至现在），我更愿意像一个观光客一样看一看奇异的风景，娱乐自己的耳目。我不想以形式主义的继承人自居，也不想重弹唯美派的老调，至于民族虚无主义的作为更与我无缘。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任何试图以此代彼，在表面上混合不同学科界线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而真正的融合是这种东西：它“只是对导致了整体构成的一切过程的客观的重新组合，以及对一个由片断的部分思维组成的整体的重建”（《绝望与信心》第2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原载《西藏文学》1994年第10期）

苏星空

很多地方还未看懂，先学习，慢慢看。

瑞丰堂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与写作写个性比较相似。
一般而言，推崇这句话的，有这样几种人，第一是希望借机宣传某民族的人。第二不熟悉其他民族或者对某民族有特殊了解优势的人。第三是看多了其他民族题材审美疲劳的人。

林金建

此语是对文化具有民族性加以形象化，无疑是正确的。应该认识到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不同的民族，其文化是各有特点的。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各民族在历史中创造各有特色，各种各样的文化系统，这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往往值得其他民族仿效，所以说“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世界价值”。如果一个本来已落后的民族再把自己的文化贬得一无是处，甚至主张用外来民族文化取代自己的文化，那就必然会大大挫伤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大大损害民族文化在民族认同方面的力量。

林金建

一个先进的，强盛的因而充满自信的民族往往更容易看到自己的文化长处，看不到自己的文化短处，甚至把短处也看成长处，这体现的文化强者心态。在肯定文化有高低优劣之分，有先进落后之分，有由低向高的进化过程方面这一心态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其错误就在于抹杀了文化的民族性。于今西方的文化学者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是进化程度最高的高等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则是普遍进化道路上残存的落后遗留形态，因而对这些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林金建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之间，不仅有古今之别，也有中外之别。格先生尝试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值得肯定。但应注意避免只讲古今，不讲中外的缺失，应自觉反对那种迷信西方文化理念，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的观点。由于文化比较具有一系列特殊性，做好并不容易，需要努力探索。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