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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巫术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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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0 06: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要成名医就得有几个神奇的故事。

芦墟迮耕石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成天直愣愣地瞪着,六天六夜不吃不喝不言语,吴江名医徐灵胎看见后说得的是“阴阳相搏证”。于是,投下去一剂药。迮耕石立刻闭上了眼睛,还能说话了。再给他一剂,迮耕石跃然而起。跃起后的迮耕石不解地问:“我病危时看见有红黑二人缠绕作祟,突然黑人被雷电震死了,接着红人也被白虎叼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徐灵胎先生解释道:“那雷震是我投的附子霹雳散,白虎吗是我的天生白虎汤。”迮耕石惊以为神。(袁枚《徐灵胎先生传》)

像这一类的故事在古籍里还有很多,扁鹊、华佗、刘涓子、葛洪、孙思邈、许叔微、叶天士等都有。可怜江湖游医们只知道吹嘘自己“学贯天人,会通中西,曾得异人指点”,哪及得这些流芳千古的名医的万一!翻开《太平广记》《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串雅》这些书,是能看到很多这类神奇的故事的。《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上古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那作为巫术形态之一的祝由科便代代相传,一直保持到了元代。

这就是有名的“巫医不分”。

“医源于巫”这个观点以前曾受到过严厉批判,但是从“巫医不分”的事实看,他们同源实在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山海经.大荒西经》里就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凡、巫相这些角色,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灵魂附身者摇身一变而成良医的事,这说明“巫医不分”不仅源远而且流长,虽然《礼记.天官》早有对他们分化的记载。

外国的情况如何呢?下面是一个例子,出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奎萨利德为了戳穿巫师的骗局,开始主动与当地萨满交往,不久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一天,一个萨满同意接纳他入伙,并传授他一些技艺:魔术、手势、江湖医学知识、听诊术、助产术、阿斯马涅绝技——把一束绒毛藏在嘴里,适时咬破舌头吐出沾血的绒毛,告诉病人这是施展法术后从他体内取出来的致病物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获得了极大成功,很快赢得了“大萨满”称号,连那些他起初并不相信的巫术体系也渐渐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可见,“巫医不分” 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中外也是一致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曾出现过一种风靡一时的“震荡治疗机”和“顺势疗法”,其原理是利用药物和所治疾病的相同震动率及“少女的眼泪”来治病。虽然这些“震荡”“顺势”疗法被有识之士斥为“伪科学”(马丁·加德纳《西方伪科学种种》),但与之相似的巫医巫术却花样百出,不断翻新。

那么,什么是巫术呢?

女为巫,男为觋。《说文》说:“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就是利用符咒、物件或行为达到某种预想效果的仪式性活动。泰勒称之为观念联想的误用,通过装假舒缓一下情感压力。因此,巫术是缺乏达到目的的手段时一种用于宣泄和激发的替代品(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并非情感导致了巫术产生,倒是巫术诱发了某种情感状态,见《原始宗教理论》第二章)。对此,弗雷泽专门区分了模仿巫术和染触巫术。他认为科学和宗教无不起源于巫术。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巫术的功能,而是潜藏在它之下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是如何成为支配中医的一种机制的。

按照弗雷泽模仿巫术的结果相似原则和染触巫术的事物同原论,我们看到,贯穿在巫术中的思维就是类比推理(这个观点直接来自列维-斯特劳斯,参见《野性思维》),维柯叫做“神的语言”,弗莱把它和语言发展的隐喻阶段对应起来,有人(皮亚杰)在艺术家、儿童的思维中也找到了类似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巫术思维是存在于人类思维中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科学和巫术思维的成分,没有高下之分。所谓的进步,他说,不过是不变的认识力投射到了新对象上而已。

这就是巫术——类比思维的实质,将此一领域的经验赋予另一领域,其典型的遗迹莫过于我们今天仍在广泛使用的隐喻了。隐喻是什么?是描述和看待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要达成这种认知,其核心要素是相似性原则。那么,什么是类比呢?类比是差异的同一,是相生相待,比较、模仿和区分。通过类比,我们看到了因果,扩展了经验领域,赋予了自己和世界以意义。类比思维和理性思维具有同等的效力。

说具有同等的效力不等于说它们必然正确。正确与否还得接受实在和经验的检验。理性思维有谬误的时候,类比思维也会出现差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概率就很小,“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可能性也不大,而“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就不同了,因为据说这是经过了统计学处理的,概率说是要变天的。这一点应该明确。



中医学理论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或者说它秉承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类比(当然,这不等于说中国人都用这个方式思维,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挺实际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处方用药莫不如此,即使是最为中医界人士津津乐道的辨证论治——整体观也是这样的。类比是一种思想思维方法,它与实证的科学方法不同,从效用上说它是思辨的而不是知识性的。因此,我们才常常听到中医“越老越红”的说法。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对于行医者来说,不可重复性决定了他得自己去摸索,当他头发斑白之时就是他医术渐精之日,由此亦可见中西医的差别了。说起来,这个也是类比思维的通病,从类比到实证,中间缺乏的是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此,如何做到既恣肆又严谨、既形象又抽象、既情感又理智,这是中西医面临的大问题。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看不到希望,只能满怀希望面向未来进行想象。所以,我们说中医不是科学(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譬如文艺之类。

文学艺术的特点在于经验的综合性,这似乎变成了它的专利。只是专利不专,中国古代哲学、物理、数学等都有它运作的痕迹。雷霆是什么?朱熹认为跟爆竹差不多,是郁积之气的散发。以此类推,我们的歌哭笑、战争、洪水、地震等也同雷霆一样是郁积之气的散发了,难怪我们要“大发雷霆”!因为有郁积之气需要散发。用能量的聚-散模式来解释雷电发生也许不错,错在它的“气”和“电”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它们在贴切的意义上是有差别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那些术语(科学的专业术语)要达到它们的目的,它们的意义就必须具体规定到能肯定所得出的陈述是完全可检验的,并能使自己用于解释、预见和反推”(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可检验性和超量内容是对科学的质的要求,“气”和“电”的可检验性不言而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我们缺乏一套相应的层次分明的物理概念和演绎法有关。类比是异中求同,是趋于综合的一种运作,而分析是同中求异,趋于精细。综合对文艺有利,分析对科学有利,当然若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会更好,也许上古初民就是这么做的。

西方的医学源于古希腊,其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他们强调的是心-身、人体-自然的相互联系,即整体医学。医生非常重视个体健康的特殊性,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机体内部出现了紊乱。这跟中医理论大同小异,所谓“阴平阳秘”,“阳胜则热,阴胜则寒”。文艺复兴运动后,西方医学走上了背离传统的路子,“体液说”受到了猛烈抨击,一切都以实证为基础,通过观察、检查、证据收集来验证,理性主义渗透到了所有的方面。对比之下,中医只能谨守着过去的典籍,谨守着“医者,意也”的古训,一路走下来,沾沾自喜,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面对纷繁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简化的模式去把握它。时间是什么?是一条线还是一个圆?主张线型的说时间如箭、如流水,“不停前移的手指写字,字一写完就向前去,不管你多么虔诚聪明,它也不会回来改动半句”(波斯诗人奥玛.哈羊姆语);主张圆形的说它会回来的,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潮起潮落循环不已——轮回——“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人人都会复生,”(尼枚修斯主教语)“因此甚至时间本身也被认为是循环,”亚里士多德说。

巫术的类比思维是对世界的圆形把握,即叠加、同化和重复。隐喻是巫术和神话的残存,是异质的同化。“那种以为隐喻是对于正常的某种偏离的观念即使是拿简单形式的隐喻来看也几乎站不住脚。从许多方面看,隐喻实际达到的不是偏离而是认可。”(特伦斯.霍克斯《论隐喻》)阴阳五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是巫术和神话的象征性表达。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相克也是这个道理。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是中医阴阳学说的总纲,在《内经》里明白写着。教材在讲到这一句时特加按语:“……人的生理、病理的产生同样根源于阴阳的变化,从而使祖国医学摆脱迷信巫术的束缚,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沿着科学的道路向前发展。”

真是这样的吗?

谁都知道阴阳概念来自古代神话。开天辟地神话世界各民族都有。“世界开始时是一片茫茫大海,叫做努”(埃及神话)。中国不叫“努”而叫混沌,与大海是一个东西(见《老子校释》“淡若海”朱谦之案语),也就是晦暗、黑夜的意思,哲学上叫“太极之初”。黑夜是大海,是混沌。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是大(太)素,它们都源于初民的白天黑夜经验。文化人类学上把这类东西叫做“成对相反物”,包括黑白、好坏、冷热、生熟等。它们是我们面对纷繁世界时所构建的一种秩序,是与人从自然分离后所产生的自我意识紧密相连的。知识起源于分别,对知识来说分别心不可少。所以,这类概念才具有广泛性、包容性,才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什么都可以用,用了也不会错。但是长此以往,磨掉了棱角的它们就有些大而无当,空空如也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于是,顺着这列模糊的路标,后来者就要靠自己的悟性去摸索,因而才有在它之上的各家学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 天、云、天气、上窍、腠理、四肢属阳,其他属阴。显然,它们之间具有对应的类比关系。

五行学说相对要精细一些,因为毕竟多出了三个名目。按照《礼记》的说法,这是最关乎民用的五种东西,于是就借来作了世界元素的代表(符号)。无独有偶,古代印度也有这个范畴系统:五大、五微、五根、五唯、五作根、五作业,原来是很可以拿来作一篇文化传播学的文章的。表面上看,木火土金水,春夏(长夏)秋冬,东南中西北,青赤黄白黑,仁礼信义智,鸡羊牛马猪,李杏枣桃栗,目耳口鼻二阴,肝心脾肺肾等一一对应,丝丝入扣,构成了一个囊括一切而又和谐完整的体系(脏象学说),但是稍具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它是打比方,把天象、物象、体象、病象、社会现象等进行隐喻式转移。正因为如此,其巫术类比思维的面目才更加暴露无遗。

“气”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无所不包又无孔不入的概念,这里我们不可能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往上说它是超形而上的,往下说它又很具体,与“阴”“阳”“心”“神”等概念一样,构成中医学理论的支柱。另外,还有脏腑、经络、津液等,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拈出“心”略作申说。

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是那本中医学的圣经——《黄帝内经》,而《内经》把这一切统帅起来的是脏象学说。“心”是什么?这不得不涉及到“神”,因为心为神舍,神动于心。首先,神是超形而上的,类似于终极存在。“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又说:“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视,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这种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连想也别想,你只能用诗的语言去形容它,用现象学的方法去逼近它,没有办法。下一层次是形而上,就是“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神”,与老子“非常道”的“道”很相似。再下一层次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万物的规律,“物由主之者”。往下依次是生命的标志,身心活动,心理活动(包括灵感)等。(在《〈内经〉“神”义的层面分析》中我有详细论述,参见《西藏科技》1992年第2期)

中医学运用“神”主要落实在后面三个层次上,前几个层次是在为后面的寻找依据,以便获得一种理论的优越性。一句话,中医关于“心”的学说在“主神明”和“主血脉”。关于“主神明”,我怀疑是那时的普遍认识。《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因为“心”像高高在上的君主,“神明出焉”,所有的生命活动都要围绕它运转,所以“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不只是发神经,其他方面也会受影响。关于“心主血脉”,《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这里没有说明为什么“心”非要“主血脉”,不好妄加猜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心”与“脉”与“通于夏气”的“夏”在五行里属于一个类别,这似乎可以窥见一些端倪。拘泥于脏象学说,按照人间朝廷的君主功能来理解心功能无疑属于类比思维。关键的是,这个“心”不是解剖意义上的“心”,它是一个功能集,正因为如此,与之相对应的心神不足和由此导致的心阴虚、心阳虚的病理模式也失去了依据,变得难以确定其指涉了。



中医学把风寒暑湿燥火七情劳伤饮食起居等作为致病的因子。我们不强求古人用细菌病毒作解释,但使人疑惑的是这个病理模式建立的机制,即病机学说。重要的不是对病因进行归类,而是对发病的解释以及这解释赖以建立的根据。

以外感六淫为例,无一例外,中医学的病机理论都与这些邪气的自然特性密切相关。“风”的特点是什么?“风者善行而数变”,所以感受风邪后就会起病急骤,恶风,肢体酸痛,到处游走,比如部分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邪”作祟。“火”的特点是什么?火是热之甚,其性上炎,于是发热,面红目赤,心烦口渴,舌红苔黄。“湿”的特点是什么?湿性重浊,粘滞,感染湿邪就会头身重如裹,黏糊糊地经久难愈,舌苔白而厚腻。不必再说了,这就是中医的病因病机学。二千年前的古人这样说不失为一种智慧,但时至今日在拥有了现代病理学的情况下,我们的专家、学者、医生仍然将之奉为准绳,以之指导临床实践就令人费解了。病机学说的三段论式推理本来是不错的,错在它把自然状态的六淫与人体内的致病因子等而视之,混淆了不同层次的概念。那出现在体内起病急骤,恶风,肢体酸痛,到处游走的是“风”吗?发热,面红目赤,心烦口渴,舌红苔黄都是“火”引起的吗?中医巫术思维的所有症结都在这里。巴什拉说:“火和热在各种迥然不同的领域中提供了解释手段,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是一种引起无穷回忆、造成个人普遍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的机会。火于是成为能解释一切的特殊现象。若一切缓慢变化着的东西能用生命来解释的话,那一切迅速变化的东西就可以用火来解释。火是超生命的。火是内在的、普遍的。它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天空中。它从物质的深处升起,像爱情一样自我奉献;它又回到物质中潜藏起来,像埋藏着的憎恨与复仇心。唯有它在一切现象中确实能够获得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善和恶。它把天堂照亮,它在地狱中燃烧。”(《火的精神分析》)巴什拉的精彩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无须我们再来饶舌。“一种实践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它预定要作用的世界那部分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实践的性质,它所产生的理论的性质以及实在世界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通过科学实践同实在世界发生联系,而它们的运用总是有成效的理论是真的。”(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153页)中医病机学说与实在世界的事实符合吗?它的运用总是有成效吗?至少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和核心,也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据说它代表了中医学的精华:整体观。奠定这个方法论基础的是《伤寒论》。汉以前有医经和经方之分,理论与技术脱节。张仲景融两家之长,把理法方药融合在一起,以三阴三阳统摄诸病,创立了六经辩证体系。现在人们常说的八纲辨证,其落脚点就在这里。后来的温病学派发展出一套卫气营血辩证,不过是六经辨证的延伸。

众所周知,疾病的诊断离不开感知。在西方,第一本关于符号学的著作是希波克拉底的《论预后诊断》,就是症状学,即讨论如何通过症候来判断病情。作为交际过程中有意义(传达信息)的媒介物,症状(信息)在不同个体、不同疾病、不同时间和部位的表达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如何透过这些庞杂的表象看到它的本质,这是诊断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人只能通过暗箱来探究疾病的内在机理,于是就有了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包括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证论法和以方遣药,即把有联系的症候群、病因、治疗、方药等串在一起,提纲挈领,极大地方便了后人诊治。“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这样说你不会明白,更不能凭这个去当医生,否则把它编程输入计算机让它处理就行了。在我看来,中医的辨证(证候分类)主要借鉴了《易经》的八卦推演模式,是阴阳五行、气血津液和病因排列组和的结果(取舍在所难免)。说来挺方便的,但用起来随意性却很大,你最好是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日积月累,这样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西医诊断讲究从病入手,抓住一个病,从它的病因、病理、症状、诊断、鉴别、治疗、预后一路说来,说得挺实在的。中医主要从症状入手,将其归类,探究其内在的联系,然后处方用药。所以,听西医的诊断心里踏实——“医生,我得的什么病?”“胃癌。”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听中医的诊断你就会犯迷糊——“医生,我得的什么病?”“胃痛。”等于没说,你不说他也知道胃痛。一病有多症,一症属多病,必须不断地添加症状项去辨析,这样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伤寒论》才要费那么大劲去辨假象。这说明这个体系至少是不完备的。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说:“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辨证论治所体现的正是这个意思。



说到中药,也许有人要说它们应该不是巫术了吧?因为它们被临床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不然。

下面举一个例子,可能比较极端,出自《东坡志林》(卷三)。

“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馊余可以已佞,舔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

像这种“以意用药”的例子还有很多,《酉阳杂俎》、《桯史》、甚至《本草纲目》里都有不少。有人怀疑我们今天常用的活血药桃仁就是巫术的残存。《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岁时记》说:“桃者五行之精,压服邪气,制百鬼。”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插桃枝、贴桃符驱邪的记载了。如今,江湖医生更把这一套发扬光大,越弄越离谱,简直就是巫术仪式的重演,这且不去说它。

中医对于药物的运用是按照君、臣、佐、使的人伦关系进行配搭和理解的:主药为君,其次为臣,再次为佐,以此类推。如果这种配搭只是一种比喻,倒也能没有什么,要命的是它的性味归经。四气五味说到底属于阴阳五行范畴,寒热温凉属阴阳,辛酸甘苦咸属五行,因此,在此基础上组合出来的药方就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东西。麻黄性温味苦,辛,入肺、膀胱等经,有祛寒发汗,平喘利尿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已经知道了麻黄碱、挥发油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有效成分和功效也将被陆续揭示出来。难道因为现代药理研究不到位,我们就把它拿来作为中医药理学正确的证据?长此以往,中医药将面临越走越窄的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我从不怀疑中药的有效性,并且一直认为它是在缺乏技术条件时运用天然药物的顶峰,但是我怀疑它的药理。抗生素的杀菌抑菌作用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但当说到银花、黄芩一类中药时我们就只能用“清热解毒”四个字来解释。这个解释说明了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对它们如何“清热解毒”的说明,这才是脱离了类比思维的真正科学,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药理学才是令人信服的。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做不是导致中药学消亡,让西医或现代医学取而代之吗?的确有这种可能。但为了战胜疾病,让不合理的合理消亡又有何不可?我们何必把民族主义、地方主义那一套东西搬到科学里来,像他们那样坚守自己的领地?故步自封早晚是要被人取代的。



中医学从《黄帝内经》创立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千多年了,事实是除了在前人基础上的修补完善,几乎没有较大的发展(温病学派可能是一个例外),这就像解释经典的传笺注疏一样。这个事实有它内在的必然性。我认为,葆有它生命的不是它的理论而是药物,特别是那些药物组合而成的方剂:天罗地网,大范围包抄,有有效的,有没有效的,有效果好的,也有吃死人的。如果你足够聪明,临床经验又足够丰富,或许可以摸索出一条路子。这正是中医名家各执一端而又卓然成家的道理。这里,病人对医生的信赖也有些作用,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本来中医治的就是慢性病,病人的心理因素作用挺大,或许由于你的信仰你就自己好了也说不定。

根据我的经验,中医治病说到底只有一条:理论给人信心,剩下的就是药物和剂量的选择了。那么多补气药你选择哪一味?给它多大剂量?就这么简单。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所以,我不想一味地贬斥中医,相反,倒想褒扬它,因为它已接近于艺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比机械割裂的西医强(至少现在比西医强)。世界上的事都是把戏,看谁玩得高明。文学是对句式的选择,绘画是对色彩和线条的选择,除此之外又能做什么?说发明是假的,问题早摆在那里,就看我们如何担待。事实上,科学探寻的也不是真理,它只要简单管用就行。所以,我说中医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一种思想思维方法而非科学方法),是与艺术近似的巫术,这样说要好一些。

探究中医的巫术类比思维不能不说到隐喻,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语言总体上是一个隐喻性的符号系统(我这里使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语言”,即广义的隐喻,包括明喻),我们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更是一种认知行为。借助隐喻,我们把熟悉的喻体的特点投射到了本体之上,从而使本体获得了相应的性质。神经是什么?神经是生命体内传递知觉和运动的纤维性组织。“神经”是一个比喻,“生命体”、“纤维”、“组织”也是比喻。这样看来,中医和西医好像没有区别。然而,仔细分辨是能看出它们的不同的。概念来自实例和种属特点,从实例到种属特点的抽象恰恰吻合着人类的思维发展史(卡西尔语言发展三阶段论)。实例作为原型与原始思维的具象性是难舍难分的,根隐喻的实质就是这种语言的概念化过程。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隐喻性语言向直义性语言的过渡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实体化后对它们进行了指称、种属化和定量分析。中医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指称、范畴化和定量分析,其运用仅仅停留在隐喻阶段的类比运作,而西医则是范畴化后的一种事理说明,比喻仅仅作为它感知世界和构造概念的辅助性工具。原始思维的特点是近取诸身把自己做了万物的标准,因此才有沿用至今且被文艺视为圭臬的生命力强大的拟人法(有生),才有山腰、桌腿、车头这些说法。中医学充分利用了这个模式,或者说迫不得已、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这里重要的不是比喻模式(模型)是否低劣,而是它与推理(逻辑)的区别。我们是否可以在它们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使中医在走向理性的同时,借助复杂性研究达到一种新的综合?

“理解来自于相互作用,来自于与环境和他人的不断的协商。我们的身体以及物质和文化环境的特点赋予了我们的经验一种经验格式塔。这些格式塔决定了我们经验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认为经验和在与语境互相作用中直接产生的格式塔相一致,那我们就是直接理解这一经验的,如果我们用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赋予另一领域的经验以结构,我们就是隐喻性地理解这一经验。”(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不难看出,中医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经验格式塔的建立几乎依赖于文化环境的特点而很少考虑到对象的身体物理属性,它只是用一种经验赋予另一种经验以结构(同构),而全然不顾这两种经验的性质、层次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可以转换。由于身体物理属性的粗略化,中医的陈述和包含在这陈述之中的概念不说错误至少在信息提供上是不严谨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不是一种严谨精确的理论,更不用说对它进行实验验证了。辨证论治和方剂组合因为缺乏实证基础而出现了极大的偏离,依赖辩证和在辩证指导下的方药加减也难以像西医那样做到一一对应。心阴虚也罢,心阳虚也罢,脾阳虚也罢,寒湿困脾也罢,从实证的角度看它们都难以进行定位、定量和范畴化。总之,中医学最缺乏的就是通过身体物理接触而发展出来的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概念体系。因此,人们数十年来含辛茹苦所进行的中西医结合尝试才收效甚微,因为它们根本上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其思维模式的层次差别使得在它们之间寻找对应点的努力都一一落空。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拿藏医来作一番比较,这将更能看出在文化制约下的它们在面对同一实在时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不同范式了。这可能正好印证了福柯的那句名言:医学根本不是一门科学。

然而我们要说,即使它不是科学,为达到目的它仍然需要通过身体物理的接触来实现。这正是中医学的致命伤。中医解剖学的缺失也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一遇到现代医学它就暴露了弱点,显得孤立无助的样子。幸好现代医学还远说不上完备,它那一大碗中药还可以或多或少起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作用,因此它才能在现代社会立足。不过,1920年的“废止旧医(中医)”已经敲响了警钟,这却是不得不防的。(原载北大新语丝 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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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容有质量的文章。
慢慢看,作为经验的中医既然在千年来存在,那么,这个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医应有自己的价值。视为巫术的部分也非全无道理。无可否认,人在心理上的治疗,有很多时候比药物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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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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