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金筑子 于 2016-12-28 10:00 编辑
一 民本渊源 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就是社会的人所从事的，主要是生产活动发展的自然过程。生产者在生产中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生存条件的优劣，决定民心的向背；而民心向背又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退快慢和政权的盛衰存亡。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人类本身从来就是这样客观地发展着的。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一直在改造、探索这个世界。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如下言论：“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是古代禅让的祝辞。尧、舜禅位告诫舜和禹，要谨慎地执行正确的政策。所谓正确的政策，就是不能让天下的百姓陷于困苦贫穷，否则，上天给你的禄位就永远终止了。《尧典》：“（舜）曰：‘食哉，惟时！’”意思是要关心百姓的吃饭问题，最重要的是注意农作的时令。并且命令弃去教民稼穑，解除百姓的饥荒：“弃！（远古农业专家）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皋陶谟》也记载皋陶向舜帝进献类似的建议。“皋陶曰：‘允迪厥德，谋明弼谐。……慎厥身修，思永。……在知人，在安民’。”执政者要真诚地实践美德，才能计谋高明，群臣用命。要谨慎地修养自己，作长远打算。重要的是知人善任，和让百姓安居乐业。“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知人善任就是明智；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对百姓的恩惠，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皋陶还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意思是：执政者们，要当心呀！上天赏善罚恶，决定你们命运的明察智慧，来自我们百姓对你们的明察的喜怒爱憎啊！天意和民意是一致的。有人类就有吃饭问题，尤其在古代，民众流徙性小，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总之，远古执政者都认识到，为政以德，善政的根本是重民。重民先要惠民。百姓无衣食之忧，并且有人生的安全感才拥护你，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得到上天的欢心，才能政治成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依据。所以执政者必须自上而下修德、践德，以身作则。 中国殷朝事神至诚，尊天事神以为政，纣王直到垮台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远在殷中期，先进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妖不胜德”，应该“先修政事”了。《诗经-文王》篇说：“天命靡常”，《尚书-多万》说：“天惟时求民主”。从此可知，天命即民意，天命的根据是“德”，“德”的内容是“惠”。“惠”就是爱民，让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德和惠是统一的。下受惠则上有德；上行惠则下有德。德者，得也。“得”之对于上下是互依互存的。《尚书-盘庚》上说：“邦之藏，惟汝众；邦之不藏，惟予一人有佚罚。”意思是：国家的兴盛，全靠你们众人；国家不兴盛，是我一人的过错。“天不可信”，“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都是〈〈尚书〉〉里的话。以上这些就是人类民本思想的基础。 人类发展的历史本身从来就是这样无视天命论的喧嚣和宗党势力的拦阻，一贯的如此客观的自行其是地发展着。“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是人类认识自己、尊重自己的开始。历史通过社会大动荡和重新安排，毫不留情地惩罚天命论者。对于“民本”这一真理，发现它、承认它、尊奉它，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只不过是没有偏见的清醒，摆脱狭隘阶级、阶层、宗党、私利的正直和一点点突破传统、面向现实的勇气而已。 二 富民 到了中国春秋时代，民本思想经孔子的总结和提高，合乎逻辑地发展为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和理想。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足食”、“足民”、“庶之”、“富之”。“尊五美、屏四恶”（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诫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的从政条件，主要是让人民能够在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但是，中国历代执政者，由于私欲的作祟，在实践上往往相差甚远，名奉实违。他们把孔子供起来或放在历史展览馆里，却不实行他的理论。即使所谓圣主明君之流，也只是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奉为治国的谋略，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所以，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总是要与民休息，从而达到民富国强。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富民总比虐民强。其实，这一点远不能代表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对治国方面真正伟大的思想——民本——他们都避而不谈。原因很简单，这不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私欲，这是愚民政治。 三 重民 富民虽然重要，但是，必须明确，富民既不是民本思想的唯一内了容，更不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儒教的民本思想是重民。周王以“民之父母”自居的积极意义在于“视民如伤”，“若保赤子”（《尚书-康诰》）不仅要保民、富民，而且要重民。把人当人重视是第一步，人民大众的向背决定一个朝代的兴亡，从这一意义说，民是执政者的上帝，这是进一步。但周人的重民还只是把民作为一个整体，承认其历史主体的地位，“视民如子”的说法不够恰当，把民看小了，但综观人类史，真能做到这一点也已很不容易。孔子把每一个民都当作具有独立意志的人。这是民本思想发展的飞跃。所以，重民才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儒教民本思想认为，在关于人生问题上，人本身是最重要的，人即是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民本思想的归宿。人不外乎形和神。人的需要也不外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分，缺一不可，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则只是动物。所以人本能都有这两方面的需要。因而，人类的最高道德就是承认人的这种需要的天然权利，并为之献身。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因此，人必须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自尊。孔子就为此在实践中奋斗了一辈子。儒教所倡导的以“仁 ”为核心和总原则的人文观的出发点也正基于此。“仁者，人也”不仅要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爱人，要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世间之人，去掉外界的权位、财产的条件，地位是完全等同无二的，因此这种人类之爱是带有普遍性的。孔子出于仁爱之心，不仅反对人殉，连发明佣的人也深恶痛绝地骂他应该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呼”。不仅作为执政者要尊重被执政者的人格，而且被执政者自己也要尊重自己的人格，要昂起头来光明正大的做人，谁要是自惭形秽，卑躬屈膝，那就是无耻。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有耻是有独立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他一生的言行，浸透了伟大的人道思想，把当时社会地位最低下的马夫也当人看。别说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是比一比现在的山西“黑窑主”，不是很伟大的思想吗？ 孔子创立私学，“有教无类”，在人类史上首次打破教育中的贫富贵贱和地域界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还可以做官执政，“学而优则仕”，任人唯贤，不论出身贫富贵贱，只要有才德就行。“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马辛）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孔子却认为他“可以南面”。这些光辉的思想，如果单纯从教育上肯定它的伟大意义，而不从民本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就贬低了它的价值。他不仅为平民百姓争受教育权，而且为他们争执政权。这种深刻的民主思想，是统治者十分恐惧，决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孔子终生不被用，孔子思想被篡权、歪曲的根源。后世的统治者囿于阶级、私人、宗党的狭隘私利，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只是部分地用富民而弃其重民，这就阉割了民本思想的精魂，也极大的减损了富民本身的巨大意义。他们认识到富民才能强国，自己的政权才能长治久安；而不可能看重民，真正承认和在实际中把民致于社会的主体地位。没有重民的富民，不过是愚民政策的谋略。这不是孔子的思想，（当然也不是儒教精神），这到仿佛似老子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为而已，则无不治矣。”这不过是以百姓为鱼肉，养肥了是为了更好地宰割，更好地驱使。中国自汉代以来的统治者实行的正是这种“儒道杂之”和“明儒暗法”的两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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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8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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