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不同风貌探因

扬之水

唐宋诗不同风貌探因

       摘要：唐宋诗歌的孰优孰劣 , 是自南宋以来诗学界不断争论的话题。本文改变以往对其褒贬的习惯思路 , 从师承对象、诗歌功能、学术氛围及诗人职位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唐宋诗不同风貌的成因 , 以期从另一视角较客观地看待诗史上这一聚讼不一的公案
    关键词：唐宋诗歌; 师承; 功能; 学术;
    唐宋诗歌具有不同的风貌, 早已是诗学界公认的事实。对此, 齐治平先生的《唐宋诗之争概述》一书总结论述得已十分详细精当。然而长期以来, 人们多在其抑扬褒贬上大做文章, 能象缪钺、钱钟书先生那样“于唐、宋只辨异同, 不为轩轾”的公论尚不多见, 至于进一步探讨其所以然的就更少了。因此, 本文拟对形成唐宋诗不同风貌的原因做一论述, 以期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延续了近千年的诗学界的公案。
    一、师承的不同
    摆在唐宋诗人面前的诗歌遗产迥然不同。唐代诗人面对的是六朝诗人的作品, 六朝诗歌无论在题材上, 还是在体势上都没有达到极至, 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和绝句, 这种对六朝诗人而言的新诗体, 还犹如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在等待着后人去大力开发。因此, 唐诗人在诗歌体势方面有十分开阔的发展空间, 他们可以踏着前人的奠基石, 更上一层楼。同时, 在风格上唐诗直追汉魏诗歌的慷慨悲壮并兼容南朝诗歌的清新绮艳, “多以丰神情韵擅长。”以唐诗人中的两位巨擘李白和杜甫为例, 李白虽曾否定过南朝文学, 认为“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但是, 他对六朝文学的师承却是有目共睹的。杜甫就以一个内行和知己的眼光评价李白“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 说李白继承了庾信的清新和鲍照的俊逸。其实, 李白从大小谢那里继承的东西也很多, 他自己就对谢月兆很感兴趣, 在《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 他说:“中间小谢又清发”, 在《秋登宣城谢月兆北楼》诗中, 他又说:“谁念北楼上, 临风怀谢公”。不仅如此, 他甚至屡屡在诗中直接引用二谢的佳句, 如小谢的“朔风吹飞雨”, “澄江静如练”。大谢的“山水含清辉”, “林壑敛暝色”等。而杜甫更是“于鲍、庾、阴、何乐推不厌。”他早年做诗是“愿学阴何苦用心”, 到晚年则推重“庾信文章老更成, 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也是对他晚年诗的自况。同时, 我们还可以从他对儿子“熟精文选理”的教诲中看出他本人对集中了六朝文学精华的《文选》的重视和精通。最能代表唐诗气象的李杜诗歌, 以百川归海的气度, 容纳吸收六朝诸家的精粹, 集其大成, 把我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智者创物, 能者述焉。”唐人在六朝诗创启的基础上, 做出了很大的成就。摆在宋人面前的是盛极难继的现实, 所以, 他们必须从唐人首创难工而尚未完善的地方去伐山开源, 创造自己的天地。于是, 他们放弃了六朝而主要选择了杜甫以后中晚唐的诗人作为师承的对象。关于这一师承方向的转变, 后人评述较多, 如刘熙载的《艺概·诗概》说:“欧阳永叔出于昌黎。”叶燮的《原诗》内篇上也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其力大, 其思雄, 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之发其端, 可谓极盛。”而杜甫更被宋人奉为鸿宝, 叶适就指出“庆历、嘉佑以来, 天下以杜甫为师。”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黄庭坚就被“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钱中书先生认为:“自唐以来, 钦佩杜甫的人很多, 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再看苏轼, 他晚年虽承祧陶渊明, 但在不同的时期也兼学刘禹锡、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其师承的对象仍以唐人为多。纵观宋诗, 它与唐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文字为诗, 以才学为诗, 以议论为诗。”这一特点, 恰是中唐以后韩诗创启但尚未发展至极的地方, 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到黄庭坚, 他们的诗歌在堆垛典故, 显示学问方面都继承韩诗并变本加厉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从师承对象的不同可以看出, 唐宋诗的不同风貌是宋代诗人主观选择的结果。
    宋诗不同于唐诗, 除有诗人自觉能动的选择因素外, 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纵观唐宋诗创作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 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大致的规律, 即在继承的同时, 新的创作潮流和倾向总是在朝着前一潮流和倾向的对立面发展, 有一个从继承到否定的过程。如初唐诗坛上唐太宗及其重臣们从政治教化角度考虑提出改革文风的主张, 是与初唐诗坛沿袭齐梁绮艳淫靡文风的对立;“四杰”、陈子昂等先后在创作实践上倡导刚健昂扬的情感, 是与“争构纤微, 竟为雕琢”的“上官体”的对立;中唐时期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写实派诗歌又走向了与盛唐诗歌歌唱理想的对立。与唐初诗坛沿袭齐梁诗风的情形相类似, 宋初诗坛的格局, 大致没有超出中晚唐诗人的范围。当时以李日方、李至为主的摹仿白居易的“白体”, 以杨亿、钱惟演等为代表的宗尚李义山的“西昆体”等诗派的盛行, 都体现了诗歌的自身继承性规律。到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一批诗人登上诗坛, 他们以大破大立的艺术胆识创作的诗歌开始凸显出宋诗不同于唐诗的特质。他们以博学、才性、格调为上, 在改造宋初诗坛摹拟唐诗风气的同时, 也把自己的诗歌审美追求定位到了唐诗吟咏性情的对立面。这就是钱中书先生所评论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这种“涉理路、落言诠”的特点, 是对唐诗兴象性情的否定, 从这一角度看, 宋诗不同于唐诗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诗歌功能的不同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 诗人的情性志趣借诗歌得以显现并感染读者。诗歌的这一传统功能, 从《诗经》开始一直延续到唐代。历来的论诗者, 也多把“吟咏性情”当作诗歌的第一要义, 张戒、刘克庄、严羽、李梦阳、王夫之等都持此论。但是, 自宋代以后, 诗路渐宽, 诗歌与文章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诗歌用于议论说理表现学问, 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文章的功能。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李东阳在其《怀麓堂诗话》中说:“汉魏以前, 诗格简古, 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 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 乃稍为开扩, 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 苏再衍之, 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 而其为格亦渐粗矣。”李东阳的这一评价将诗歌从抒情言志到议论事理的演变轨迹概括得十分精当。
    宋诗吟咏性情功能的渐弱, 主要缘于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崛起。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如是说:“宋世诗势已尽, 故其吟咏性情, 多在燕乐。”词是上承歌诗发展而来的, 唐诗中就有许多可以协丝簧演唱的, 象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人在旗亭赛诗这样的音乐故事有不少, 这些可歌的诗恰是十足吟咏性情的。到宋代, 诗不再可歌, 可歌的功能被词所代替, 宋诗就不得不向原属于文的功能靠拢。这可以从宋人的习惯称谓中看出, 他们将“诗文”视为一体, 屡屡并称, 如苏轼评文与可“其诗与文, 好者益寡”, 又评时人滕元发“公为文与诗, 英发妙丽”, 评陈辅之“学行甚高, 诗文皆过人”, 却绝少将“诗词”相提并论的。因此, 宋人对诗文和词的功能有着自己的看法, 吴熊和先生总结说:“宋人论诗文, 务在言志载道;论词则以缘情绮靡为尚, 有着两种标准、两种尺度。”词对于诗而言, 其长短不齐的句式, 婉转的音律, 都更适合于表现那些缠绵深曲、迷离幽微的情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指出了诗词二体的功能差异:“词之为体, 要眇宜修, 能言诗之所不能言, 而不能言尽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 词之言长。”“诗之境阔”, 所以能兼容文章的议论说理功能;“词之言长”, 所以能将“要眇”的情感传达得柔曼婉转。应当说, 宋人对诗词这种功能差异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因此才形成两种尺度和标准。如苏轼称欧阳修那些“散落尊酒间, 盛为人所爱尚”的词“犹小技”。而宋初的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 坐则读经史, 卧则读小说, 上厕则欲阅小词。”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词的地位尚且不如小说, 距离经史就更远了。宋初的词还不足以与诗分庭抗立, 还被视为文章豪放之士的余事, 这种局面也与宋初诗坛模仿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诗作而尚未形成明显的宋诗特色有关。等到苏轼黄庭坚登上文坛, 宋诗议论说理展示学问功力的特点渐趋明朗化之时, 词才真正获得了与诗一样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地位。可以说, 宋诗整体风貌有别于唐诗特点的形成, 是与词这种文学样式在士大夫心目中地位的逐渐提高有密切联系的。
    三、文化思潮的不同
    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有所不同, 唐代文化偏重创作实践, 宋代则兼重理论。在学术上, 唐代只有中唐时韩愈倡导的儒学形成了一个高潮。而宋代的学术活动则比较活跃, 就北宋中期而言, 就有邵雍 (公元1011年——1077年) , 周敦颐 (公元1017年——1073年) , 程颢 (公元1032年——1085年) , 程颐 (公元1033年——1107年) 兄弟, 张载 (公元1020年——1077年) 及王安石 (公元1021年——1086年) 等不同的派别。当时二程因在洛阳长期讲学, 其学派被称为“洛学”;张载因讲学关中, 其学派被称为“关学”;王安石因撰写《三经新义》而被称为“荆公新学”。此外, 还有苏轼兄弟的“蜀学”等。这些纷起的学术流派, 尽管在其理论上互有分岐甚至对立, 如二程对王安石“新学”的攻击, 苏轼与二程关于“理”的不同认识等, 但通过这些争论, 宋人的理性意识普遍得到了增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日益增强的理性意识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 其突出表现就是诗歌寓理, 形成崇尚理趣的风气。这就是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 但是, 宋诗中那些寓人生哲理与自然之理的诗歌都意味隽永, 机趣横生, 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此外, 宋人理性意识的增强也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明代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曰:“唐人不言诗法, 诗法多出于宋。”唐代诗人不是不言法, 他们也时常发表对诗歌的见解, 但更重视的则是创作, 是实践。在盛唐以前, 即或有论诗的意见, 也多是采用诗的形式、诗的语言、诗的思维方式来表达。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论诗诗自不待言, 即使晚唐司空图的论诗著作《诗品》也是如此。那种朦胧模糊的形象化阐述, 是用纯然的诗性思维方式把人引入诗的境界。在宋代, 论诗诗的传统被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欧阳修、苏轼、邵雍等都有许多这方面的诗歌 (这一现象也从另一方面构成了宋诗尚理的特点) , 但其表现方式却迥然不同。唐人是以诗性的思维方式谈理论问题, 其艺术效果仍然体现了诗的特色。如杜甫的《偶题》诗:“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 名声岂浪垂!……前辈飞腾入, 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 历代各清规。”再如《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实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前一首诗说明代有沿革的规律, 后一首评论前贤, 但都不乏诗的高度凝练概括与韵律声色。而宋人的论诗诗则以理性的方式, 仅仅借用诗的外壳来表现。如邵雍的《论诗吟》:“何故谓之诗, 诗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 遂道心中事。”又《诗画吟》说:“诗者人之志, 言者心之声。志因言以发, 声因律以成。”与其说这是两首诗, 倒不如说是将“诗言志”这一传统内容用一种押韵文扩衍了一下而已。宋人的诗法又多包含在《诗话》类著作中, 自欧阳修开创其体撰写《诗话》后, 司马光紧随其后, 创作了《续诗话》。从此, 《诗话》类著作如开闸之水, 形成洋洋大观之势。我们仅从清人何文焕辑录的《历代诗话》和近人丁福保辑录的《历代诗话续编》中统计, 宋人《诗话》就有28种之多 (其中《历代诗话》收16种, 《历代诗话续编》收12种) 。这些诗话著作有的内容虽不免芜杂一些, 但仍能反映出宋人的学识与对诗歌的见解。同时, 这种风靡的编著诗话之风, 对宋诗理性化特点的形成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四、诗坛主要人物的职位不同
    封建时代, 几乎没有人想成为纯粹的诗人, 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之下, 立德、立功才是人们的首选, 立言只是无奈的下策。对比唐宋诗坛上执牛耳者的身份和职位, 我们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以最能代表唐诗主体风貌的诗人李白和杜甫来看, 李白一生只在天宝初经道士吴筠推荐, 应诏供奉翰林两年多。当时的翰林供奉, 虽“选用益重, 而礼遇益亲, 至号为‘内相’”。但李白在其间不过作为玄宗雅好文学的点缀, 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多少政事。其后, 参加永王璘的幕府, 不久就因永王璘兵败被流放夜郎。这是李白唯一可陈的短暂政治生涯。尽管他一再表示要“济苍生”、“安黎元”, 要登上卿相的高位施展平生抱负, 但终究与政治无缘, 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廓落诗人的形象。杜甫虽与李白的率性、洒脱、狂放个性有所不同, 但他依然空怀“窃比稷与契”的宏大政治理想, 只在肃宗朝任过短时间的左拾遗, 又因疏救房馆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弃官后流落四川, 被严武表为节度参谋, 检校工部员外郎, 并无实权, 因而不久即辞职。其他诗人如《旧唐书》称说的“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的高适, 其诗歌成就不足以成为诗坛的主宰。到中唐, 倒是有白居易和韩愈职位较显达, 他们也曾自立门户, 招揽后学, 然其诗已开宋诗风气, 并且他们本质上还不能算作政治家。总之, 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更多地表现出诗人的气质, 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 其政治抱负多数仅限于口头, 实施于行动的倒不多见。
    而北宋诗坛上的活跃人物多是参与政治改革的政治家, 如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等都官至参知政事, 是真正的宰辅之臣。此外, 晏殊也官至宰相。苏轼、黄庭坚虽然在新旧党派之间沉浮, 在朝为官时间相对较短, 但也多是执掌一方大权的地方官。与晚唐诗人李商隐成为“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不同, 他们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倾向和见解, 积极参与政治。宋代诗人的这种显赫地位, 与北宋统治者吸取中唐以来藩镇拥兵自强而导致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 实行文人治国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 宋代的诗人不再象唐代诗人那样多出入幕府, 处于政治的从属地位, 而是政策的制定者, 推行者, 他们不仅成为主宰国家政局的主要力量, 还利用政治上的权利, 对文化进行干预。如王安石当国时, 就取消诗赋取士的旧制, 而代之以新经学取士。欧阳修也曾借助考官的权力来扭转文风。宋代诗人除在事功方面成就显著以外, 还涉猎广泛, 全方位发展。他们在史学、文学等领域都成果特出, 是一些博学型的诗人。如欧阳修除独撰《新五代史》外, 又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王安石、苏轼等诗、词、文都卓然超群。由于这种身份地位及学问的关系, 宋人的诗歌融知识、理性于一体, 不再是单纯的畅志抒情的载体, 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因此, 钱钟书先生说:“唐诗、宋诗, 亦非仅朝代之别, 乃体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 斯分两种诗。”
    综上所述, 唐宋诗歌主体风貌的不同, 既是宋诗人师承的主观选择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 也是宋代特殊的用人政策及学术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屏除先入为主的偏见, 就会发现宋诗的独特成就, 并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毕竟, 在欣赏了唐诗的丰腴及情辞之后, 宋诗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瘦劲与气骨的审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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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格上唐诗直追汉魏诗歌的慷慨悲壮并兼容南朝诗歌的清新绮艳, “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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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不同于唐诗, 除有诗人自觉能动的选择因素外, 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在起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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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这种“涉理路、落言诠”的特点, 是对唐诗兴象性情的否定, 从这一角度看, 宋诗不同于唐诗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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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吟咏性情功能的渐弱, 主要缘于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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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整体风貌有别于唐诗特点的形成, 是与词这种文学样式在士大夫心目中地位的逐渐提高有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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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有所不同, 唐代文化偏重创作实践, 宋代则兼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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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理性意识的增强也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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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是以诗性的思维方式谈理论问题, 其艺术效果仍然体现了诗的特色。宋人的论诗诗则以理性的方式, 仅仅借用诗的外壳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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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更多地表现出诗人的气质, 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 其政治抱负多数仅限于口头, 实施于行动的倒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