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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庄子 ——读《前赤壁赋》 苏轼一生，仕宦路途坎坷不平。宋神宗元封二年，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以“诗文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的罪名被捕，后来有幸保全了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期间，“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于是《赤壁赋》应运而生。 人在逆境中，由于心态和行为各不相同，所以结局也会各不相同。苏轼在黄州期间，没有颓废，没有沉沦，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使他化出种种新奇。他的超脱旷达源于何处？是浩如烟海的经史？浩如烟海的经史只能使人满腹经纶，秉承治人治于人，张扬入世的那一套，而正是因循着那一套，他才远离京师，背井离乡，被流放到他方。他困厄中而不委顿，这种精神到底来自哪里呢？苏轼毫不隐晦，他说他喜好庄子，他曾感慨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他在诗中有“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的句子。他的一些诗文，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他是多么感激庄子，感激庄子的超脱和旷达，感激庄子给他带来的立于天地之间的力量，他的精神力量就在庄子那里。 《前赤壁赋》先写天、地、人，写天、地、人三者浑然交融的境界。《前赤壁赋》开端就交代“苏子与客泛舟”。苏轼在诗文中，不只一次写到泛舟，他把解脱精神桎梏，争取精神自由的希望写入泛舟的意象中。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余生何其短暂，江海却永恒，把余生寄于江海，寄予永恒，是一种多么旷达超脱的境界！读他这样的词句，对理解与客泛舟的蕴含很有帮助。苏轼笔下的泛舟意象，大抵都是他在下文所要说到的不系之舟，即任其所为任其所止之舟。“苏子”与“客”泛舟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环境里，于是产生“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苏子对这种美妙的心理反应，其文令读者立刻联想到庄子《庄子.逍遥游》中的“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文字。 《庄子.田子方》有孔子请教老聃的记述：“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原来“苏子”所说的“遗世独立”，也出自庄子。形体好似枯槁之木，好似遗弃了万物，其实恰恰是遨游于清虚空寂的独化之境，那是庄子笔下得道者的形象。形象枯槁似乎缺乏光彩，可是精神却能够得到自由和无比快乐。摆脱精神桎梏，遨游于逍遥之境，那才是道家所主张的理想境界。老聃回答中的“物之初”，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始状态，本始之境至真至虚。孔子和老聃的一问一答，揭示出得道者之所以成为得道者的原由。庄子崇尚自然，主张绝对的精神自由，所以才通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来宣扬他所谓的至真至虚的大道之境。 “苏子”与“客”泛舟，物我相融，缘于一种化境的出现。苏轼的“遗世独立”与庄子的“遗物离人而立于独”，都是“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的描述（参见《庄子天地》）。人如果不成为外物的奴隶，能摆脱物欲所带来的困惑，才会体验到回归自然的美好，苏轼身在黄州，面对壮丽江山，心灵得到净化，他怎么会不感激先哲庄子！ 在黄州期间，苏轼写的一首《临江仙》，其下片全由《庄子》化出，他写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湖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庄子笔下有“汝身非汝有也”的文字（参见《庄子知北游》），有“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的文字（参见《庄子庚桑楚》），苏轼这首《临江仙》，与庄子的这些文字，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是多么的清楚，它们完全可以共同为《前赤壁赋》作注。 《前赤壁赋》写乐与哀，乐是至乐，哀是极哀。“苏子”与“客”因何“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又因何使洞箫如泣如诉，令潜蛟和嫠妇为之动容？《庄子知北游》可以为之作解：“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乐之未毕，哀又继之，哀乐互化，会使人心动荡不宁，世人可悲之处就在于此。“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对世人的同情，对世人的批评，人们会如何是想？庄子的这几句话，可以作为对苏轼笔下的那位吹洞箫者的注释和解读。 细想一想，人的一生，不过如此，哀乐总是自然不自然地与你相伴，它们总是交替出现，究其原因，不过是一个“物”字作怪。人们怎样才能摆脱世俗的纠缠呢？当你不物于物，当你精神境界达到一定程度时候，也就没有这类烦恼了。 作者笔下，乐是“苏子”之乐，哀是“客”之哀。所以才有苏子之问，展开主、客问答。主、客问答，讨论人生境界，探究物我二者间的关系，势必要关涉到宇宙时空。既然是游赤壁，于是他们从赤壁谈起，从历史云烟谈起。他们论及曹操和周瑜的功业，感叹天地无情，万物自化；感叹自身渺小，时不我待；自是哀生乐中；目遇清风朗月，大江高山，又自愧弗如，于是哀复生哀。 庄子的《至乐》篇有对乐与哀的讨论。“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庄子批判这种世俗之乐。庄子认为，这种世俗之人所刻意追求的乐，恰恰是损害性情自取祸患。他说，“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庄子所说的这些，是在强调无为，所谓无为，目的是无不为，他告诉人们，“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庄子强调至乐与身心的关系，而无为才能使至乐永存。但是，人心不古，庄子感叹世风日下，所以也颇有些无可奈何：“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世俗之人当然不会到达至乐之境，可是当你放弃世俗之想，放弃世俗所为，那么你就能够到达至乐之境。这样看来，修道、悟道就十分重要了。 庄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他的学说会给人以抵御诱惑战胜自我的力量。苏轼被贬谪黄州，精神面貌一新，文学创作硕果累累，是与参悟庄子有必然关系的。 宋哲宗即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城，官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可是，苏轼又因为拂逆旧党意旨，不得不到外地做官，待到新党再度执政，又先后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他在遭贬海南遇赦回归途中，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诗，他诙谐地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很诙谐，因为他的平生功业，竟是被贬黜三地之时建树，其实又不是诙谐打趣，而是进行严肃地一生回顾。这首诗的前两句，也由庄子化出。《庄子齐物论》写一个寓言故事。颜成子游看到他的老师南郭子綦神态有些特别，于是问他的老师：“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南郭子綦回答：“今者吾丧我”。死灰槁木，是寂寞无情之状，是“吾丧我”，即“我遗弃了自己的旧日形体”。《庄子.列御寇》写有一位得道者，名字叫伯昏瞀人，这位得道者告诉列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南郭子綦和伯昏瞀人都是悟道得道之人，庄子笔下的得道之人，看来虽然不免消极，但是想到他们要矫枉过正，要鞭挞伪道德、假仁义，揭露腐朽没落的达官显要，我们定会读出他们的良苦用心来。儒家讲入世，佛家讲出世，而道家讲遗世，苏轼在苦闷之中能得以自拔，超脱物外，道家学说是他的一大法宝，而他自己所写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则是对《前赤壁赋》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自我评价。倘若没有黄州之贬，倘若没有惠州儋州之贬，苏轼的历史地位或许湮没无闻，或许平淡无奇，我们不能不同意这样的推测想象。 什么样的境地可以得到逍遥游，得到精神自由呢？“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即可得到这些，庄子这样教诲他的学生，昭告世人。而“苏子”又以庄子的思想去诱导启发他的“客”。“苏子”提出的关于水与月的盈虚消长认识论，是源于庄子的“天地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庄子齐物论》）关于盈虚，庄子在《秋水》篇中说道，“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同时又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苏子以“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来劝说吹洞箫的“客”，正是源于庄子的“消息盈虚”，即消亡、生息，充满、亏缺运化道理。通观“苏子”的滔滔宏论，读者还可以联想到庄子笔下的人物谆芒和苑风的对话。谆芒告诉苑风：“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大壑，指的是浩瀚无边的海洋（《庄子天地》）。庄子在《齐物论》中亦有这样的文字：“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为葆光。”苏轼把这些庄子笔下的文字化为己用，来说服“客”：“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子”最终使“客”“喜而笑”，化哀为乐，他们洗盏更酌，“相与枕藉乎舟中，而不知东方之既白”。至此文章戛然而止。 《前赤壁赋》主、客问答，意蕴繁丰；在意蕴繁丰的种种意象中，隐含着庄子的魂魄气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道：“大约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苏轼的旷达源于庄子，我们用章学诚的观点帮助品评《前赤壁赋》，来解读苏轼，是否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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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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