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2-7-10 16:42 编辑
天宝六载：杜诗嬗变的关节点（上） 摘要：历来谈论杜甫诗风诗旨，最多的便是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然而考察其早年诗作，并非向来如此。在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诗风是不断嬗变的，变是常态。杜诗之所以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诗人的遭际、境遇和所处的时代等，都起到了重要而微妙的作用。譬如杜甫在长安的十年，特别是天宝六载（747）参加李林甫主导的制举的经历，既是他人生的一大转关，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也显得十分紧要。以天宝六载为分界点，考察杜甫十年间的作品，可知其诗歌在情事、诗艺、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不易察觉的微妙变化，而诸多变化对于诗人锻炼、塑造深沉婉折的诗风，干系重大。天宝六载，既是杜甫的人生转折，杜诗亦从这里转折。论文还对李林甫与杜甫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 关键词：杜诗嬗变 天宝六载 关节点 一、为何聚焦天宝六载 诗风的嬗变，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尤其对于大家、名家，笔墨难以备述。有渐变，有突变，有水到渠成之变，有截断众流之变。如果根据杜甫诗风的嬗变，画一幅“K线图”进行技术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杜诗虽在不断变化，但是其中肯定有几个特殊区域或形态，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意义。也许是“反转形态”，也许是“缺口”，总之可称之为“关节点”。这种类似关节点的年份，在诗人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意义尤其独特，有助于考察诗人创作的重要变化，把握诗风嬗变的内在契机。 在杜甫的一生中，重要关口有很多，本文特别提出天宝六载，是基于对杜诗的文本细读。品鉴杜甫早期和天宝六载之后一段时期的作品，会感觉到一定的差别，似乎隐隐划了一道界线。何以形成这种诗风的差异、分界？各种证据、线索都指向天宝六载这一年份，此年的与众不同，在于杜甫参加了制举并落选。关于天宝六载的制举，后文将会详述，姑先引一段傅璇琮的断语：“在唐代科举史上，天宝六载是仅有下制征召而无制举科目之名的一次，也是制举考试无一人录取的仅有的一次。这是天宝年间政治腐败的表现，也是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化的表现。”由此可知，此年的制举诡异特殊，堪称科举史上匪夷所思的奇闻。其经历带给诗人的，是一种冷水浇背、刻骨铭心的挫败感、幻灭感。杜甫的人生从此掉头向下。人生转关意味着诗人的创作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异。因此，天宝六载的制举经历在研究诗人生平时应予重点关注，在考察诗人创作时更须细细探究。 笔者浏览了当代诸种版本的杜甫传记，特意关注天宝六载一段的叙述，发现洪业、陈贻焮、莫砺锋的分析论述最为到位，也最为中肯。 莫砺锋对天宝六载之于杜甫的人生下了这样的判断：“杜甫的人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大挫折（指天宝六载参加制举），然而，这只是开始。杜甫从此结束了他的浪漫生涯，开始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陈贻焮从精神状态入手，分析得更加详尽：“这次应诏就选失败（指天宝六载参加制举），对他精神上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从南到北，四处漫游，‘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满以为一举成名，青云直上，猛不防当头遭此一棒，给打得晕头转向，许久也缓不过来。从此，他那‘快意’的‘壮游’永远结束了，把美好的回忆深藏心底，留给晚年聊慰寂寥；眼下却须强打精神，硬着头皮，忍受冷嘲热讽，面对惨淡的人生，奔走于长安富家权贵之门，为将来的出路，为当前的生计而乞求帮助。” 洪业的叙述既有史实，又特别强调了杜甫情感上的巨大变化。他说：“或许在746年，杜甫还未曾意识到李林甫造下了多少罪孽。然而，当747年到来，他不仅见到朋友们被流放、被逼自裁，或杖击而死，自己也亲身体味到这个骗子酿造的苦酒（指天宝六载参加制举）。……像杜甫这样一个本性忠诚、感情真挚的人，面临这样的时代，他只能在希望和失望、快乐和沮丧、意欲出仕与担心迫害、感激友谊与愤慨背叛的种种极端变化的情感起伏之间感到震惊。” 上述诸家的论析，都说明天宝六载在杜甫一生中的重要位置。人生转关，带来情绪和情感的激烈波动，甚至有可能引发气质和性格的某些变异。杜甫的诗歌在这些变故的交相刺激、综合作用下，如何继续，走向何方，有必要结合其作品，细细分析天宝六载制举事件与诗人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天宝六载之前的快意人生 杜甫二十岁到三十四岁的生活主要是在齐赵和吴越的漫游之中度过的。其间，他作了很多诗篇，但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从现存诗歌可见，青年时期的杜甫，虽然心怀壮志，但是毕竟涉世未深，相较于他后期的诗作，这时更多的是怀古抒志、宴饮感怀、游历酬友之作，如天宝早期的《夜宴左氏庄》描摹宴饮之乐： 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应邀参加的这次夜宴，实非普通的酒宴，而是一次文人雅集。他用简洁省净的笔墨描绘出春星历历、映带草堂的夜宴氛围。诗中抚琴看剑，检书赋诗，皆为文人雅事。沉潜玩味，诗人当时的心情是平和的，态度是奋进的，赋诗看剑，暗喻文武双修，甚至能隐隐感受到一种少年书生积极为未来的科举、仕途做准备的昂扬姿态。 天宝五载，杜甫结束“快意八九年”的齐赵、吴越的漫游生活，“西归到咸阳”，希望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做官。十年漫游给他带来的不仅是阅历的增多，与彼时已名满天下的李白的交游，也对杜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在最初的分别之后，他常常作诗怀念李白。从现存诗作来看，自天宝四载秋到第二年春，他一共写了三首诗怀念李白，其后当他送别孔巢父归隐之时也向李白问好： 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这说明杜甫青年时对于如孔巢父、李白这样的隐逸自在生活是有所向往的。然而，杜甫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奉儒守官的家庭，祖辈父辈世代为官，自小的耳濡目染，使得杜甫把做官看作是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的惟一途径，做官亦是“不坠家声”的一种宗族责任。 刚到长安的杜甫，意气风发，也满怀希冀。长安的生活，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那么诱人。峨冠博带的权贵、奔竞干谒的读书人、繁华的市肆、奢侈的筵席，处处令杜甫炫目不已，亦羡慕非常。他急切地想要融入这个城市，期待着早日施展“致君尧舜”的宏图。诗人参加了一些上层贵族的聚会，憧憬着未来。从此时的诗作看，杜甫一点也无天宝六载之后的苦寒、寄人篱下的感觉。如当年除夕夜杜甫所作的《今夕行》，虽是独宿客栈，然全篇都洋溢着欢乐、粗犷的浪漫气息：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博塞”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赌博游戏。除夕之夜，杜甫在咸阳的客舍之中与旅人博塞守岁，大家兴致极高，袒臂跣足，玩得忘乎所以。杜甫虽投入，却因手气不济，终未能赢，遂搬古人事以喻己志，暗示未来不可限量。清人仇兆鳌云：“此诗见少年豪放之意。除夕博戏，呼白而不成枭，因作自解之词。末引刘毅输钱，以见英雄得失，不系乎此也。”照理说，杜甫其时他乡作客，又是一年将尽，但诗人竟用了刘毅的典故，显示志向豪迈，磊落自喜，不惭古人。足见杜甫当时是如何踌躇满志，如何自信！又如《饮中八仙歌》，写盛唐社会名流中的八个酒徒，如同盛唐的招贴画，幽默戏谑而又不失温情浪漫。 现实虽不尽如人意，却总还让人感到希望。此时的杜甫对官场、对现实、对未来，实际上怀着一种相对美好的想象与向往。 其实，杜甫在到长安之前，也不是没有经历挫折坎坷。开元二十三年（735），他自吴越返洛阳，赴京兆贡举，但落第了。不过，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书生而言，第一次科举应试的失败，实在算不了什么。诗人虽懊恼，却不灰心。他年少气盛，仍信心十足，随后就去放荡齐赵，过一种轻裘快马的潇洒日子去了。 三、天宝六载的折戟沉沙 天宝六载这一年份，对于一般人，也许普通；但是对于当年参加制举的文人而言，却尤其特殊。这一年的制举大概让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平复内心的愤懑和不平。正是天宝六载的应举事件，使得杜甫抛开了此前对于长安的种种美好幻想，真正看清了酷烈的现实和高层政治的阴暗。 其时唐帝国承平日久，玄宗的太平天子坐了三十余年，各种问题已然滋生，官场日益窳败。尤其是奸相李林甫当道，他权倾一时，口蜜腹剑，嫉贤妒能。据《新唐书》：“（天宝六载）时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林甫恐士对诏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乱圣听，请悉委尚书省长官试问。’使御史中丞监总，而无一中程者。林甫因贺上，以为野无留才。”《资治通鉴》亦有相同记载。帝王亲开制举，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前文言之，杜甫曾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但那属于“初试新声”，落第并不奇怪，而且他的奋进之心亦未受多少影响。之后不久，诗人怀揣着希望，继续漫游。天宝五载，杜甫来到长安，寻求新的机会。这次确乎不同，他是被州府荐举来京城应制举的。既有真才实学，又得天子亲试，这足以令诗人产生无穷的想象空间。 制举与进士、明经等科举常科不同，其考试科目与时间都不固定，制举的最大特点是“天子自诏”，具体说，“制举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府荐举前来京都应试，虽然阅文试官仍由朝廷委派，但名义上则是天子亲试。”天子亲试的名义，无疑对天下读书人更具吸引力。参加制举特科的礼遇，远较进士、明经隆重。制举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登第后可直接授官，不像进士及第还须再过吏部考试一关，才能“释褐”。综合比较，“大约制举的名望高出于其他科目，在唐代，就有进士及第后又再应制举试的，有明经及第后应制举试的，有现任职官应制举试的，而相反的情况却没有，并无制举登第再去应进士、明经试的”。可知制举在唐代读书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杜甫能参加这次制举，说明他已然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怎能不信心满满、跃跃欲试呢！ 傅璇琮精辟地指出：“制举科比起专讲文辞藻丽的进士科、背诵帖括的明经科，更富有政治内容，更与现实斗争有关，因而也更可能为某些当权者所忌。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宝六载（747）李林甫玩弄的一次阴谋。”按，天宝五、六载间，朝廷政局诡谲多变，几股势力交错激荡，李林甫虽贵为首相，但也始终在权力漩涡中苦斗，为了固身保位，他用尽心机。因此，应把此次制举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 把玄宗朝的所有罪恶都归于李林甫、杨国忠，肯定不够客观。但是，天宝六载以“野无遗贤”封锁进贤之路，确是李林甫狠毒的诡计。陈贻焮分析其时的残酷形势：“要知道，这次考试正是处于李林甫以莫须有的罪名，大量制造冤案，刚刚杖杀李邕、裴敦复，又奏分遣御史往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并逼死李适之、王琚等不久，朝野震惊的时候。”政治气氛压抑得令士林窒息，政治生态亦被严重破坏。因此，天宝六载“野无留才”的结果对于杜甫来说，就不仅仅是一次科举的失败了。此事件的实质是权臣专政，蒙蔽圣听，实际让选拔人才变成了一个骗局、一大丑闻。普天下的读书人被羞辱、被迫害、被恐吓，杜甫也折翅伤翼，坎壈不振。换句话说，此事件硬生生阻断了杜甫的仕进之路。 李林甫弄权蔽主，伎俩阴险，当时的参选者是否了解内幕呢？与杜甫同时参加考试的元结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喻友》，详载此事，并用寓言笔法，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文云： 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瞶，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元子时在举中，将东归，乡人有苦贫贱者，欲留长安依托时权。徘徊相谋，因谕之曰：“昔世已来，共尚丘园洁白之士。盖为其能外独自全，不和不就，饥寒切之，不为劳苦，自守穷贱，甘心不辞。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荐论拥篲以导道，欲有所问，如咨师傅。听其言，则可为规戒。考其行，则可为师范。用其材，则可约经济。与之权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随逐驽骀，入栈枥中，食下厩藖麧，为人后骑，负皁隶，受鞭策邪！”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乡人于是与元子偕归。於戏！贵不专权，罔惑上下，贱能守分，不苟求取，始为君子，因喻乡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编为喻友。 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此事的记载。后之《新唐书》《资治通鉴》很可能取材于此。此文很重要，对于研究这次事件，乃至洞察参加选拔的士子的观点、心态，都是珍贵的史料。而且，还可以此文为管道，探察同为应举者的杜甫、元结的不同人生态度。从文章看，元结已清醒认识到李林甫的阴鸷酷烈，他对此事绝不妥协，宁可退隐为“丘园洁白之士”，也不同流合污，甚至规劝友人一同离开长安这个是非之地。这足以说明参选者了解其中的黑幕。当然，元结并非彻底放弃仕宦，他只是不愿居留长安，蝇营狗苟，沆瀣一气，失去读书人的尊严。元结也有幼稚的一面，他异想天开地设计，先姑且还乡，自守贫贱，静待他日天子征召。后来天子当然不会征召元结，他还是在天宝十二载主动赴考、进士及第的。而杜甫经过艰难抉择，选择了继续待在长安，依托时权，寻求机会。这不是说元结比杜甫要高尚多少，个人选择实无可厚非；而是看出杜甫的仕进之心好像更急迫，他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做官情结。杜甫约比元结大七八岁，功业意识显然更强烈，况且此时已是“青春背我堂堂去”的年纪，思及“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前出塞》其九），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 笔者认为此时的杜甫抑郁难耐，很可能抒写了诸多的诗篇，但保存下来的却极少。考察杜甫应制举后精神状态、情感心理最重要的作品是《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和《奉寄河南韦尹丈人》。 从杜甫参选之后的诗作《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天宝六载）可以体会他彼时的恶劣心境： 有美生人杰，由来积德门。汉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孙。 蕴藉为郎久，魁梧秉哲尊。词华倾后辈，风雅蔼孤鶱。 宅相荣姻戚，儿童惠讨论。见知真自幼，谋拙愧诸昆。 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 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萧郎中其人，除了原注明言为“甫从姑之子外”，并无更多信息。诗中前十句都是称赞萧郎中，说他生于积善之家，自小聪慧，成年后做官亦能称职。杜甫幼时即受其惠，但比起这位兄长来，诗人就显得惭愧、“谋拙”了。何谓“谋拙”？赵次公以为“言谋拙者，飘荡于外而不能仕进以致君也”。后八句则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漂荡云天阔”四句，尤可注意。浦起龙以为即“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之意。诗人在外漂泊已久，岁月蹉跎，空怀致君尧舜之志，却心比天高，命途多舛。这恐怕就是在隐晦地表达参选落第后的牢骚了。“中散山阳锻”二句，上句用嵇康典，而“愚公谷”出自刘向《说苑》，代指隐居之地。仇注云此“承谋拙意，自叹不遇”，只能学嵇康打铁、愚公隐居了。味末二句之义，则是萧郎中有访慰之意，而杜甫甚灰心，表示从此归隐，不敢烦兄长之枉驾。制举的失败，显然带给杜甫意想不到的重创，有高才却进取无门，苦闷、彷徨甚至想要退隐之心都在滋长。话虽如此，杜甫到底还是留在长安了，因为做官始终是他的第一人生目标，没有结果，无法释怀。在这一点上，他与元结确有不同。 杜甫应制举之后的不满和愤懑，在与韦济的诗作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清人卢元昌认为寄韦、赠韦诸作，皆肇因于应诏失败。韦家与杜家在武后朝就有往来，为通家之好，韦济对杜甫既关心又看中。天宝七载韦济为河南尹，杜甫随后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云： 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 鼎食为门户，词场继国风。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 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 盘错神明惧，讴歌德义丰。尸乡馀土室，难话祝鸡翁。 原诗题后有注云“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可知杜甫在落第之后非常失意，一度在偃师附近居停，因韦济的询问，遂作诗说明自己的穷途疏放情状，亦表达感激之意。杜甫满腹牢骚，表示愿仿效陶渊明寄情于酒，又欲学葛洪求仙问药，大约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忘却眼前的痛苦。王嗣奭看出了此诗的门道：“杜凡奉赠诗，前半颂所赠，末后自陈；而此独参错转折，承顶呼应，脉理极细。”诗人满腹郁结，难受极矣！乾坤之大，似不容我。虽挟美才，却无用武之地。诗人自叹一事无成，不合时宜，幸好还有韦济屈尊见访，稍得慰籍。此诗用典繁多，借以喻己之处境心情，足见杜甫心中的抑郁难受。比起稍前的《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此诗的忧郁程度更深，更难以排遣。可以说整首都在发牢骚，实系杜集中前此未有之作。 天宝九载，韦济迁尚书左丞，杜甫又作《赠韦左丞丈济》，其中冀韦济汲引之句云： 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 不谓矜馀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 杜甫又一次慨叹岁月流逝，渐渐老去，非复青春容颜，甚至连家人都想要为自己准备拐杖了。对此，陈贻焮剖析：“杜甫对典故很熟习，又有很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而且明知这是在对有地位的长辈说话，那么这不可能是用词不当的语言上的疏忽，或者只是倚老卖老的随便说说，而是他心灵上的真实感觉，他感到自己确乎是衰老了。”杜甫此时只不过三十余岁，这样的壮年却觉得已经老去，心情尤其恶劣，更难排遣。后面虽有老骥、饥鹰诸句振起，但“老骥，况己之衰。饥鹰，况己之穷”，衰飒之意明显。这几年杜甫过得多么艰辛，多么不遂意，可以想见。其中坎坷虽多，而源头仍是天宝六载参加制举之事。 天宝六载的落第带来的影响很快体现在各个方面。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杜闲在奉天县令任上去世，家道中落，经济也日益拮据。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充作贵族子弟的“宾客”。这些经历，也使他更能看清繁华长安背后的丑陋情状。一边是贵族子弟的骄奢淫逸，一边是穷苦百姓的哀哀挣扎。作于天宝十一载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中有对落第之后数年生活的高度概括和描述。“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开篇即激烈地表达自己的牢骚与无奈之感。中间又云：“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把自己在长安的狼狈和悲苦，奔竞和钻营，赤裸裸地写出来，甚至失去做人的尊严！“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四句，又一次申说天宝六载之事。满怀希望，却如大鹏垂翼，鲸鱼困游。此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影响太深了。以至于一说再说，不惮辞费，刻骨铭心。 杜甫是带着对未来无限的期望来到长安的，然而现实的遭遇却令他心灰意冷，制举的骗局，既是一大丑闻，又形成诗人心中难以平复的伤痛。这件事对杜甫的打击，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甚至可以说彻底消磨了他在前十年积累的快意，让他认识到官场的险恶，不得不奔走于权贵之门，为生计向他人低头，为前途向高位者俯首。天宝六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杜甫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也必然会对他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产生重要而微妙的影响。 四、李林甫与杜甫关系新论 天宝十载，杜甫觑定时机，向玄宗进献苦心经营的“三大礼赋”，终于得到皇帝赞赏，待诏于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当时的杜甫又一次欢欣鼓舞，后来的《莫相疑行》回忆：“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那份春风得意，多年后仍可清晰感受。其实，此时的杜甫，在长安已“艰苦奋斗”了五六年，心血用尽，憔悴已极。如果再无转机，真要怀疑他是否能坚持下去了。《进赋表》有助于理解诗人其时的困顿心态： 臣幸敕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之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 这一点愚忠，看得人心酸，也确让人主怜悯。然而，还是由于李林甫从中作梗，杜甫终未得授官。迫于李林甫的权势，杜甫的苦闷和愤恨只能埋藏于心，不敢形诸笔墨。直到天宝十一载李林甫去世，第二年李因谋反罪（系杨国忠构陷诬告）被剖棺，彻底倒台，诗人才敢于直接说出心中的不忿和苦闷： 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且随诸彦集，方觊薄才伸。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天宝十二载）） 其中“前政”“秉钧”都指李林甫。仇注云：“破胆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阴谋’‘忌刻’四字，极尽奸邪情状。”即使时过境迁，提到权奸李林甫，杜甫心中仍充满愤恨，不能释怀，足见制举及献赋后参选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之大、恐惧之深。此后不久的《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亦有“青冥犹契阔，陵厉不飞翻”之深长喟叹。 李林甫简直就是杜甫命运中的“煞星”，诗人一再遭其困厄。如果说天宝六载制举是奸相欺侮普天下读书人，那么献赋后的单独考试，似乎就是李林甫刻意刁难杜甫了。众多的杜甫传记、杜诗注本都特别强调李林甫对杜甫的打击、迫害。然则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李林甫有必要处心积虑地对一个布衣施以霸凌欺侮吗？笔者大胆认为，李林甫对于杜甫，恐怕既无成见，也无意见，李林甫更没有刻意地针对杜甫。李林甫的所作所为，实与其时的官场生态密切相关。汪篯的名文《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对解释此问题颇有助益。按，汪文论及玄宗朝官员隐然分为两大阵营：吏治与文学。吏治一派，多胥吏出身，重视实际处理事务的能力；而文学一派多进士出身，翰墨文章出众。两派间有对立情绪，甚至相互打击、彼消彼长。此亦概而言之。政治阵营是客观存在的，但可能又不是泾渭般分明。文学派首领张说、张九龄当政时，曾大量推引词学之士、文章名手。李林甫乃门荫出身，确有政治才干，自然属于吏治一派。李林甫既不能文词，又阴鸷诡诈，他一贯排斥文士才子，对文学派天然怀有一种戒心、厌弃。试想，对于如杜甫这样的纯粹文词之士，他岂能看上眼？纵然天纵奇才，文章绝妙，李林甫也不过视之如饾饤小儒、弃之如敝履，更不用说大力拔擢了。然则李林甫如何“开销”杜甫？诗人此次献赋，文采耸动人主，“天子废食召”，皇帝亲自下令单独考试，这足以说明玄宗爱才惜才。如果李林甫硬说杜甫无真才实学，肯定说不过去，玄宗面子也不好看。称赞、肯定杜甫才华，没有问题，但如果直接授予杜甫官职，李林甫自己又心有不甘。或许经过权衡，李林甫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杜甫“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聊以打发。如此处置，既对玄宗有了交待，搪塞过去，也没有过分违背自己的意志，可谓两全其美。这对杜甫，虽说不是圆满结局，但也不能说是坏结果，多年的苦苦追求总算有了阶段性进展。 反过来说，杜甫之于李林甫，地位相差如云泥之别。以诗人在长安的干谒对象、经历论，他未必不想高攀李林甫。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的女婿杜位，是诗人的远房堂弟。杜集中，杜甫写赠杜位的作品有多首，他们始终保持较好的关系。从这条线而言，杜甫也算跟当朝宰相扯上了点关系。他是否请托杜位，在李林甫面前说了好话，不得而知。但《杜位宅守岁》恰恰作于天宝十载之初，正是他进奉“三大礼赋”的关键时刻，此时他与杜位走得近，似乎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李林甫贵为首相，其时调和鼎鼐，万事纷扰；而杜甫一介寒士，在李眼中根本微不足道。但时移世易，李林甫身后恶名远播，而当年的杜甫后却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世读者既崇杜甫，不自觉从老杜的视角看待此事，对李林甫厌恶万端，不惜放大李的罪恶。在当时权贵眼中随意处置、不值一提的小事，只因后世的考量者推崇杜甫，遂失去了“了解之同情”，成为奸相的又一大罪恶。其实历史的真相何尝如此！事还是那件事，却此一时、彼一时也。个人命运，实难自主，更多系于家国时代。而杜甫确实命途多舛，偏偏在李林甫长期当政的时代求出头、谋进阶。造化弄人，宿命如此，尚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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