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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韩偓艳情诗艺术表现差异原因探析 摘要：晚唐诗坛上的李商隐和韩偓，既是舅甥关系，同时也分别是晚唐前期和后期艳情诗创作的重要代表诗人。在艳情诗创作上，韩僵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舅舅李商隐的影响。不过，就艳情诗的艺术表现而言，舅甥二人在诗歌意旨、表现手法、艺术效果等方面则仍有差异。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经历不同，个性气质殊异，理论主张有别以及所处年代各异。 关键词：李商隐；韩偓；艳情诗；艺术表现；差异原因 晚唐诗坛上，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士人风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时间，艳情诗创作极为兴盛，不仅诗篇繁富，而且诗人众多。李商隐和韩偓分别是晚唐前期和后期艳情诗创作的重要代表诗人，同时二人又是舅甥关系，所以韩偓的创作，特别是其艳情诗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李商隐的影响。不过，由于诸多原因，他们舅甥两人艳情诗创作的艺术表现还是显有差异的，即诗歌意旨一具朦胧性，一具显明性；表现手法一具象征性，一具直陈性；艺术效果一具感染性，一具感官性。因此，辨别其差异，并明确其原因，对于进一步认识晚唐诗坛及其创作发展，尤其是对更清晰、准确、全面地认识晚唐诗坛上这两位颇受关注的艳情诗人及其艳情诗篇具有重要的意义。诚然，造成李商隐、韩偓艳情诗艺术表现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如下几方面： 一、 生活经历不同 我们首先来看李商隐的生活轨迹：李商隐自幼孤苦、贫穷，10岁时父亲即卒于浙江观察使幕府，孤儿寡母扶丧北回郑州，而回到郑州时面临的则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的窘境。其后，李商隐发奋读书，勤学不辍，以至小有名气，因而受到令狐楚赏识，并将其聘入幕府。开成二年(837)，其在令狐楚子令狐陶的延誉下进士及第，但就在这一年底，令狐楚病逝，于是李商隐于次年春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李商隐之才，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了他。其时，朝中“牛李党争”激烈，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王茂被视为亲近李党的武人。李商隐是令狐门人，却与王氏结亲，引起了令狐陶等人的不满，攻击其为“背恩”、“无行”。因此，党人的成见，加之个性孤介，李商隐一直沉沦下僚，在朝廷仅任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及闲冷的太学博士等职，为时又都很短，更多时间则是辗转于各处幕府：南到桂林，北到泾州，东到兖州，西到梓州，因而远离家室，漂泊异地。大中十二年(858)，李商隐因病退职还乡，岁末病逝，享年不足50岁。 我们再来看韩偓的生活轨迹：韩促幼有才名，1O岁能诗，并曾受到其舅舅李商隐的赞誉，对其有“雏凤清于老凤声”的称赏。约24岁时，韩偓初人举场，开始了他的求仕干谒生涯。可是，尽管他天资聪颖，才名早显，却屡试不第，直到龙纪元年(889)，已经48岁的韩偓方进士及第。蹭蹬科场、浪迹京城20余载的他，其时为消解举场的失意，便“与当时风流文人一样，在妓宴歌席上消磨壮志，呈露诗才”。而据《香奁集》序，其香奁诗大多作于此时。及第后，韩偓历任左拾遗、左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深得昭宗信任，昭宗亦数欲以为相，韩偓皆辞让。后因触怒强藩朱全忠，被贬逐，遂弃官。先在湖南、江西等地漂泊转徙，最后寓居福建，直至病逝。 由他们的生活经历可知，韩偓早年浪迹京城、久困举场期间，曾有过冶游狭斜、风流纵情的亲身经历，以致他在及第后仍不忘给那些曾经与自己多年狎戏佻达的歌妓告别： 一尺红绡一首诗，赠君相别两相思。 画眉今日空留语，解佩他年更可期。 临去莫论交颈意，清歌休着断肠词。 出门何事休惆怅，曾梦良人折桂枝。 正因如此，他写作的艳情诗才多昵亵，甚至不无色情细节的描写，充满感官刺激，其意旨当然多具直显性了。 而李商隐的一生则可谓是悲剧性的。如前所述，在晚唐激烈的“牛李党争”中，李商隐时时遭排挤，处处受倾轧。与此同时，他个人的爱情经历也极为曲折，其一生有迹可考的爱情经历即有3次，一是他早年曾热恋洛阳女儿柳枝 (见其《柳枝五首》及其序言等)，但终无结果。二是修道玉山时，他曾倾心于女道士宋华阳(见其《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过圣女祠》、《重过圣女祠》等诗)，终又无果。三是与妻子王氏的伉俪情深(见其《夜雨寄北》、《端居》等诗)。他与妻子王氏虽情投意合，两情悦慕，但这桩婚姻竞使他卷进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致使爱情为此蒙上了阴影。加之其妻又因病早逝，更给李商隐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纵观李商隐的情感生活，无论是婚前未果的恋情，还是婚后“党争”的排压以及王氏的早逝，都让李商隐的爱情生活始终处在重重阻隔之中，充满缺憾，难以圆满。无疑，生活的困窘，仕途的坎坷，尤其是爱情的曲折，使他深深陷入生计、仕途特别是个人情感的纠结中，并使这一郁结于心而颇为沉痛的情感变成了含悲而待、噙泪而思的深深爱恋，变成了难以言说、难以释怀的钝痛。也正是在这种情感的促使下，李商隐才写下了一首首深情绵邈、意旨朦胧而又十分打动人心的艳情诗。 二、个性气质殊异 在个性气质上，李商隐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他早年也曾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甚至不无自负，期许颇高：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可是，由于其所生活的时代业已III薄西山，尤其是诗人困处“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因此他的人生理想时而浮现眼前，时而又被黑暗的社会、激烈的“党争”无情地撕扯成一缕无力的苍白，以至于在这凶险的生存状态下，最后竟然到了“笑涕俱不敢，几欲是吞声”的境地；更加之其个人情感生活曲折痛苦，爱情悲剧连连。因此，在这双重的挤压和打击下，愈发加重了李商隐的精神痛楚，使其形成了隐忍内向、异常细腻而又多愁善感的个性特征。于是，“体味、审视、表现自己的情感世界，成为他诗歌创作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毫无疑问，如此的人生处境、如此的情感经历及其所形成的个性气质，使得李商隐在体味、审视和表现自己的情感世界时，当然不会也不愿言直意明，更不会去寻求感官刺激，而当会借助于比兴、象征等手法，营构出朦胧的意象、朦胧的意境，从而表现朦胧的意旨。因之，其艳情诗才深曲婉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相较而言，韩偓的性格气质显异于其舅舅，这从其言谈行事中可窥见一斑。已如前述，当早年蹭蹬科场、屡试不第而浪迹京城时，便立马找到了消解排遣之法——出入北里、冶游狭斜，以寻求刺激，并写出了诸多的艳情诗篇。就这一点来看，韩偓在个性特征上显具浪亵任诞、放荡不羁的一面。可是当其进士及第，特别是在担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时，面对强藩虎视，阉宦专权，唐室岌岌将亡之情势，韩偓则能置生死于度外，力辅昭宗，主张打击藩镇，裁抑宦官，捍卫唐室。后终因触怒朱全忠，遂被贬逐，弃官远徙。晚年，虽寓居福建王审知辖内，却坚拒其利禄引诱，更三拒朱全忠召复他为故官。不仅如此，韩偓在其诗中仍多次流露恢复故国的心愿，“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言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呜凤矣。”唐亡以后，其写诗仍以甲子纪年，拒记梁年号。据此，我们又可清楚看出韩偓人格个性的另一面，这就是刚烈耿直，坚贞不阿，铁骨铮铮，绝不趋炎附势。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日：“倔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实为唐末完人。” 可是，也正由于韩僵前期曾出入北里，恣意狭斜，并写出了绮艳称丽的香奁之诗，而后期又在晚唐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忠义亮杰、刚毅正直的人格个性，并创作出极具哀感悲楚之风的诗歌，因此后世的一些论者便认为，在韩偓的身上，其人格个性表现得似乎前后矛盾，存在人格与诗格的相悖性。于是一些人出于对韩偓忠臣节士令名的爱护，或否认《香奁集》为韩僵所作，如沈括《梦溪笔谈》即说《香奁集》乃五代和凝所作，显贵后嫁名韩偓；或认为韩偓《香奁集》中的艳诗皆具政治寓意，有所寄托，如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即云：“韩致尧遭唐末造，力不能挥戈挽日，一腔忠愤，无所于泄，不得已托之闺房儿女，世徒以香奁目之，盖未深究厥旨耳。”妇其实，无论是“否定韩{屋《香奁集》著作权”之论，还是“寄托”之说，他们爱护韩僵人品、声名的良苦用心和好意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此持论则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难以成立的。要之，韩偓前期任诞狭斜并创作出香艳诗篇与后期忠于唐室且写出哀感悲楚之作，这两者统一于诗人身上，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它是符合韩惺性格逻辑的，这正表明韩倔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做敢当、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科场失意时，则冶游狎妓；为报答昭宗的知遇之恩，则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厌恶强藩，即便是在被黜远贬时，亦屡拒朱全忠的召复。这就是一个既放诞无忌又刚烈忠义，既恣意任性又坚贞不阿的“赤裸”着自己、不加任何掩饰的真实的韩偓。所以这种前后表现的所谓“矛盾”，其实正是有机地统一于其放诞而又刚烈的情性之上。这一点也正如冯舒所言：“能作‘香奁体’者定是情至人，正用之为忠臣义士。”。 至此，韩偓的艳情诗之所以多意旨直显以及表达效果极具感观性，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理论主张有别 从诗学观点来看，韩偓与李商隐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论主张，即都重视对“情”的表现。如李商隐在《献相国京兆公启》中云：“人秉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故阴惨阳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厥源数千。”显然，其明确主张诗歌创作须以“情”为主，要能自抒情性。与此同时，李商隐还屡屡在其诗作中表示对前代咏“情”诗赋作家的推崇，如他常常写及宋玉及其《高唐赋》，并以其自况，《席上作》云： 淡云轻雨拂高唐，玉殿秋来夜正长。 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 《宋玉》云： 何事荆台百万家，唯教宋玉擅才华? 《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 《有感》云：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 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刊疑。 显然，李商隐对宋玉的追捧，正表现了其对“情”的专注。同样，韩偓也颇为重视对“情”的抒写：“余溺于章句，信有年矣，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不能忘情，天所赋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韩偓重“情”的创作思想。 不过，李商隐与韩偓虽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情”的重要性，突出对“情”的抒写，但在对“情”的内涵的把握以及对“情”的具体表现方式上却显有差异。就李商隐而言，其所强调的“情”乃是广义之情，它包括自己所追求的幸福爱情在内的含有多种特质的个性化之“情”，且多产生于诗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而非专指绮艳之情，更非完全昵亵的色情；在具体表现上，如前所述，则多采用象征、比兴、暗示等方法，而很少直言显意，更不追求感官效果。因此，我们阅读李商隐的艳情诗时，常常能感受到诗人营造的颇具朦胧特质的意象美、意境美和意旨美，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与此相反，韩倔所重之“情”则明显表现为带有感官刺激以及色味沉醉特质的绮艳之情，也即完全变成了狭隘化的男女之情。比如他明确说：“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可见，韩{屋是将自己的《香奁集》与同样表现绮艳之情的南朝宫体诗及《玉台新咏》引为同调，足见其对靡丽的神往和对艳情的热衷。有如此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追求，韩倔笔下出现的诸多意旨显明、颇富感官色彩的绮艳诗篇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所处年代各异 众所周知，整个晚唐已处在“党争”激烈、阉宦专权、藩镇割据、政局混乱，因而不断衰落的时期，并呈现出逐渐加速和加重的态势。当然，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晚唐社会衰颓的速度以及衰颓的程度是不完全一样的。毫无疑问，这不同速度和不同程度的社会衰颓状况，对生活在不同时期的诗人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如上所述，李商隐生活在晚唐前期，而韩偓则生活在晚唐后期，因而他们所受到的衰退中的晚唐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即不尽相同。 就李商隐所生活的前期来看，虽“甘露之变”加速了唐帝国衰败的进程，但是，自开成五年(840)正月“受制于家奴”的唐文宗李昂驾崩起，晚唐在衰败中也出现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这主要是由于唐武宗即位以后，毅然召此时正在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德裕再度人相，从而使君权和相权一时都得到了加强。李德裕再度入相后，备受武宗信任，为此他也为巩固封建中央集权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他联合崔珙、崔郸、陈夷行等人，有效地阻止了宦官干政蔓延的态势。其次，在回鹘乌介犯边时，李德裕用宰相决策权否定了以牛僧儒为首的两次公卿集议，主张积极抗战，并赢得了胜利。再次，在泽潞叛乱事件上，李德裕力排众议，坚主讨伐，并在叛乱平定以后，对素与泽潞藩镇关系密切的牛僧儒、李宗闵等加以贬逐。所以，会昌时期，李德裕在武宗的大力支持下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举措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这“会昌之政”也使唐廷一时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李商隐在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后，由于种种原因，仕途并不顺利，也颇为失望。到了会昌时期，他的希望当重又被燃起，因此于会昌二年(842)，再应书判拔萃试，以期重新寻得机会。考中后虽仅被授秘书省正字，且不久又因母丧而去职守制，但很显然，此时其“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的期待明显强烈。当然，随着会昌六年(846)唐武宗的离世，大中元年(847)唐宣宗的即位，牛党再度得势，并纷纷贬逐李党，李商隐被燃起的希望之光才又渐黯。总而言之，在晚唐走向衰落的黑暗过程中，短时间里也似让李商隐看到了一点亮光，使其产生了一丝希望，虽然这一丝希望旋即如同肥皂泡一样又破灭了，但对其影响还是较为明显的。至此，我们已可较为清楚地看出李商隐个人仕途期待的波动轨迹：由早年的聪慧和诗名早著而带来的希望，到进士及第特别是婚后遭受政治打击排挤而带来的失望；由会昌之政而重新燃起的希望，再到牛党再度得势而带来的失望。因此，其大致是在这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希望、再由希望到失望的曲折反复中度过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即唐王朝已走向衰亡，但又并未完全“气绝”，使李商隐处在希望、绝望的不断反复中，其在艳情诗创作上才没有也不愿直显性地去追求感官刺激，而要采用含蓄的方法，以表现朦胧的诗旨，从而体现出独特的审美效应。 韩偓所生活的乃是唐亡朝彻底衰落和已然灭亡的时期。如前所述，韩偓约24岁时初人举场，开始了他的求仕干谒生涯，直到龙纪元年(889)，已是48岁的韩偓方进士及第。颇值注意的是，其蹭蹬科场、浪迹京城这二十余载，主要是在唐懿宗、唐僖宗的咸通和乾符时期，而此时的政局实已腐败和混乱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据《新唐书》载：“懿、僖以来，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贤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奋。天子快然，所予者惟佞愎庸奴。”极端黑暗的政治和无以复加的榨取，致使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腐朽没落政权灭亡的进程。就在这唐亡朝大势已去的衰朽末世中，社会的淫邪侈靡之风亦极为昌炽，诸多文十或依红偎翠、恣意狭斜，或一掷千金、侈靡无度。埘之，韦庄《咸通》诗表现得最为真切： 成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 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 诸郎宴罢银灯台，仙子游回璧月斜。 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面对这淫邪的世风、衰朽的末世，诗人文士仃J的创作心理与审美趣尚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转向对侈靡奢华与享乐无度的留恋，转向对歌声舞态与感观刺激的青睐。而韩倔的艳情诗，据具《香奁集序》，多作于早期，其实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如此，其艳情诗意旨的直显性、表现的感观性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综上，李商隐与韩促各是晚唐前期和后期艳情诗创作的代表诗人，且在艳情诗创作上，韩偈确同程度地受到了李商隐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个性气质殊异，理论主张有别，以及所处年代相异等，因此在艳情诗的艺术表现上显有差异，我们只有通过认真审视，仔细比较，才能更清晰、更准确、也更全面地认识这两个艳情诗人及其艳情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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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7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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