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梦蝶”寓言探析

扬之水

“庄周梦蝶”寓言探析

       “庄周梦蝶”是《庄子·齐物论》中一则文学性很强的寓言，是先秦寓言史上浪漫风格寓言的代表作之一，对于人生问题颇具启迪意义，引发了后世无数读者的好奇、喜爱、向往与共鸣，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尽管历代学人对此寓言有不少疏解，但仍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需要厘清，有进一步探析的必要。

　　 一、“胡蝶”与“庄周”之关系辨析

　　 论及《庄子》“梦蝶”寓言，一些学者常常拘泥于“不知周也”一语，并常引《齐物论》“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的话，认为梦中的“胡蝶”与现实中的“庄周”是完全分离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胡蝶”与“庄周”之关系问题，实关系到对“梦蝶”寓言的真实涵义的理解与把握，故不可不加以辨析。“梦蝶”寓言见于《齐物论》，原文如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庄子曾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轻盈地飞舞着，梦中的情形极为真切。“栩栩然”，生动活泼的样子，读者可充分想象到蝴蝶翩翩起舞时的曼妙姿态。一个人在现实中不大可能变化为蝴蝶，但在梦境中却是可能的，《左传》就曾记载春秋时宋国的乐得梦见自己变成一只乌鸦，嘴放在城垣的南门上，尾巴搭在城北门上。《庄子·大宗师》篇中也有“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的话。弗洛伊德曾说，人的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是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一般说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做梦和现实状态之间在认识方面的基本差别在于，做梦时……乐于不问究竟地承认奇异的事件”。在人们的印象中，蝴蝶是美的精灵，似乎不需要吃什么东西就能存活，处于无匮乏状态中，而不象《逍遥游》中的大鹏小雀那样“适莽苍者，三飡而反”；“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的“梦蝶”是近乎纯粹的精神体验，是《齐物论》里说的“不用而寓诸庸”。“庸”，用也。在古希腊，psyche一词指蝴蝶，同时又有灵魂、精神、心灵的含义，大概是因为“蝴蝶一连串的生命过程——从笨拙的幼虫变成美丽而精致的蝴蝶——深深打动我们，成为我们自身灵魂所经历的变异的象征；它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希望：有一天能撇下尘世牢狱，升入天堂永恒的光明中”，由此亦可以看出，中外对蝴蝶的审美体认是相通的。

　　 《列子·周穆王》中也有一篇与梦境有关的寓言：“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塗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其夜梦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之，归之士师。”“庄周梦蝶”与《列子》中的“蕉鹿梦”的显著不同，就在于后者是与世俗的物质利益纠结在一起的，读后只会带给人精神上的困扰，而“庄周梦蝶”所展示的则是一个挣脱世俗名利束缚后快乐逍遥的庄子形象，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庄子本人“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个性特征是一致的。

　　 “自喻适志与”，“与”同“欤”，语气词。郭象注云：“自快得意，悦豫而行。”“自喻适志”的意思当与《庄子·天运》篇“无言而心说（悦）”的意思相通，郭象注曰：“心说在适，不在言也”。这里的“适志”，借用朱良志先生的话说，“是一种心意被印证的快乐，不过它不是某种道德观念被印证，而是自我的生命被印证”13。无论说“适志”也好，“适心”也好，都是一种内在的愉悦感，是近于儿童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纯然快乐。需要说明的是，庄子所梦之胡蝶并非象某些论者所说那样——已成为与庄子没有关联的他者或“另一个实体”14，从本质上讲，寓言中的胡蝶就是“蝶化的庄子”，这是因为，梦境的角色主体与做梦者虽然可以二分，但从心理体验的角度看，二者却是统一的。所谓“自喻适志”不是作为纯然一物的胡蝶之志，它表达的是做梦的主体庄子在梦中满足了其追求生命自由的心志。梦境暂时阻隔了与现实的关系，在梦幻形态中，于栩栩然自由飞动之际，蝶化的庄子轻而易举地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忘却了诸多纠缠与烦恼，进入无所挂碍、自由自在的快乐之境。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是写从蝶化的庄子与现实中的庄子暂时分离的状态，回复到完全的现实中的庄子的状态的过程。“蘧蘧然”，联系上下文义，可知并非如郭象注所谓“蘧蘧而畅其志也”，而是成玄英所说的“驚动之貌也。俄顷之间，梦罢而觉，驚怪思省，方是庄周”。“蘧蘧然”三字，生动地刻画出作者刚刚从睡梦中觉醒那一刻的惊惧、惊奇之感。虽说人人都知道梦是虚幻的，并非实相，但心理上毕竟还有一个区别真幻的过程。在由梦而醒的刹那，“庄周”与“胡蝶”的界限是模糊的，其意识是迷离恍惚的，心情是困惑而复杂的——似乎觉醒并不比梦境更实在，梦境也不比醒后更虚幻。在笔者看来，庄子潜意识里恐怕实在是希望现实之真即是幻，希望梦中之幻即是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不是不能区别，恐怕更多的是不愿区别，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故意加以混淆，有意识地通过“自欺”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尽管梦中的情景不等于现实的情景，不会对主体造成现实利害方面的影响，不会直接作用于主体的现实社会关系，但梦毕竟植根于做梦主体的潜意识中，创造了一种心理感受上的真实，一种历历在目、亲闻亲见般的真实。庄子向他人讲述他梦蝶的过程，讲他“化”为蝶后的情绪体验，就说明这一体验又是为现实中的庄子所充分感知的。

　　 二、从庄子的精神底色观照“梦蝶”之乐

　　 “梦蝶”寓言虽短，但内涵丰富，就好象一块马赛克地板画，须在更大范围内观照之，以庄解庄，方可看得更为真切。笔者以为，“梦蝶”中所呈现的庄子“自喻适志”之乐，恰恰是庄子精神痛苦的某种象征，表象上的乐，实际上是内里极抑郁、极痛苦的反映，类似中医学上常讲的“寒极而热”。梦毕竟是梦，梦中的天地尽可任你徜徉，任你翱翔，但是一睁开眼，就大大地不同了。庄子家贫，虽然曾做过“漆园吏”，但家境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相当贫困，《外物》篇说“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曾“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生活在困苦中的人或曾经历过困苦生活的人，往往会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的艰辛与苦难有着感同身受般的体验，甚至是切肤之痛，只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底层民众而言，整天奴隶般的体力劳作，使得他们即使偶尔有一些美好的自由梦想，也缺乏用文字加以艺术表现的能力罢了。据张金光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自西周始，“民间关系调整为官民关系”，“它是以土地国有制、国家权力、政治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与剥夺是赤裸裸的，正如《诗经·魏风·伐檀》所控诉的：“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到了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诸侯国互相兼并，征战不休，同时赋敛也更为严苛，刑罚更为残酷，普通百姓随时有性命之忧，朝不保夕。《庄子·至乐》篇写庄子与髑髅对话中，列举了诸如“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不善之行”、“冻馁之患”等令人不堪之事。事实上，即便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也活得很累，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齐物论》篇所谓“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庄子认识到，当时的统治者一方面用荣利财货鼓动人民的欲望、创造财富，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将财富占为己有，并且对那些有碍统治的人予以严酷打击，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人间世》篇中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则阳》篇中写柏矩“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亦可视为庄子本人同情下层民众不幸遭遇的心理投射。

　　 庄子看到，个人在强大的社会统治力量及命运面前是很渺小的，《人间世》篇称此种反抗只是象螳臂当车一般，毫无意义。庄子痛恨普遍存在的虚伪与残暴，但在既成社会的种种制约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而对社会黑暗的批评更增添了他的内心焦虑与哀伤。他在《齐物论》中慨叹道，人在世上“与物相刃相靡，其形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在《德充符》篇里，庄子用了一个比喻揭示其无生命安全保障的处境：“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之处主要在于其精神生活，并首先体现为自由自在的活动，正如马克思说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庄子向往的是那种古朴自然、人们可悠然自得的生活的社会，然而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现实生活中，自由只是极少数人享有的奢侈品。

　　 庄子的“梦蝶”，从反对当时社会对人们精神上的奴役、对行为上的压制的角度来说，表达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梦蝶”所反映出的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有“消极成分”的，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庄子“只是顺着在大动乱时代人生所受的像桎梏、倒悬一样的痛苦中，要求得到自由解放，而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也不能如宗教家的廉价的构想，求之于天上、未来，而只能是求之于自己的心。心的作用、状态，庄子即称之为精神；即是在自己的精神中求得自由解放”。作为未掌握权力的士人，在无限的、不可测知的外在现实力量的笼罩和压迫之下，庄子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一种疲惫感、无力感、渺小感，他不能正面解决人生的问题，不能解决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他所做的仅仅是对统治者采取一种疏离的态度，自甘淡泊——这对于以改造社会为职志的“士”而言，这种行为无疑是消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自我主体的消解与毁灭。

　　 当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为这种消极成分辩护，既然战国时代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就像一场恶梦，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嘲笑庄子只能够做一个虚幻的自由之梦呢？生于乱世浊世，恐怕极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象《大宗师》篇所说的古之真人那样，“其寝不梦，其觉无忧”。《诗经·桧风》有云：“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庄子与此诗的歌者有所不同的是，他曾说过“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的话，他还能做梦，而且能做好梦，做化为胡蝶的美梦，说明其心尚未死。《天下》篇说庄子“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司马迁说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都表明了他有独立特行的个性及浪漫情怀。嫏嬛山樵在评论《红楼梦》时曾言及庄周梦蝶，说“太上忘情，贤者过情，愚者不及情，故至人无梦，愚人无梦”，并把庄子列为“过情之贤者”，亦即不能忘情于世事者，揆诸《庄子》文本，应当说是合乎实际的。

　　 三、“梦蝶”与庄子“物化”论之关联

　　 欲把握“梦蝶”寓言的真实涵义，还须对“梦蝶”与庄子的“物化”论之关联予以必要的讨论。“梦蝶”故事的末尾说：“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所谓“物化”，在《庄子》中是指事物转化、变化为不同的存在形态。物化观念与先民物我混同、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有关，在他们眼里人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是没有什么界限的，这在上古神话中就有所反映。《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古人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很早就注意到物化现象，如蚕蛹化为飞蛾，蝉从地下爬出来蜕变为知了等。《庄子·至乐》篇有一段文字，比较集中的描述了一些物化现象，颇象一篇小赋：“种有幾，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段话以十分肯定的口吻，描述了一幅自然生物嬗递变化的图式。在《逍遥游》篇中，庄子借助于大胆的文学想象，描写鲲化而为鹏，亦是为人熟知的显例。

　　 如果说庄子入梦化为胡蝶的过程是感性的，那么觉醒之后的庄子对这个故事的认知则指向理性，指向对“物化”的认知。在庄子看来，“化”是事物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正如《寓言》篇所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知北游》篇里，庄子指出不论事物变化的具体形态如何，但都是“气”的体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讲的“物化”之理也可以理解为自由对必然的顺应。老子讲万物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庄子则作逆向思考，认为万物皆归于道，“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39。在常人看来，庄周与胡蝶当然是有区别的，但若以“道”观之，则万物一体，具体事物之间互通互化，并不存在什么分界。

　　 庄子敏感而多玄思，是乱世少有的觉醒者，他以物化之论解说其“梦蝶”故事，大约不仅希望从体验上，而且试图借助于观念，彰显造化之机，将自己从现实的痛苦烦恼中超拔出来，便是这首寓言的旨归所在。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提出, 生物的内在节奏在受到干扰时,“有机整体也将失去平衡。但是, 在许多情况下, 有机物经过斗争克服或排除障碍, 恢复了有机的运动形式。如果做不到这点, 它就对典型的形式和活动作出细微的调整, 以一种新的功能性平衡继续它的生命——换言之，使自身去适应环境”，这对我们理解“梦蝶”寓言不无启示意义。《大宗师》篇有云：“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老子倡言知雄守雌以达到立于不败之地的目的，而庄子则无所刻意用心，完全因顺自然，变成什么都行，怎么都行，无可无不可，无往而不逍遥。《至乐》篇写庄子妻死，庄子箕踞鼓盆而歌，受到惠子的质疑，庄子解释说：“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甚至宣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显然，从上述“物化”之理的意义上来讲，到底是庄周梦为胡蝶、还是胡蝶梦为庄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蝶与周，梦与醒，人与我，甚或是与非，生与死——这一切都可以从“道”的高度予以超越。郭象注“此之谓物化”句时，说“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死生之变，岂异于此，而劳心其间哉！方为此则不知彼，梦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则一生之中，今不知后，丽姬是也。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阐发颇为精到。理学家程颐在谈及庄子的影响时指出：“学者后来多耽庄子……为他极有胶固缠缚，则须求一放旷之说以自适。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缠缚，则须觅一个出身处。”来去无碍，不喜不惧，一任大化，成了后世深受庄子影响的文人士大夫心灵得以安放的精神家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庄周梦蝶”寓言的思想内涵及创作心理是相当丰富而复杂的，既体现了作为文学家的庄子的浪漫的思维方式，又与其哲学思考有着紧密的联系。庄子生活在一个极其动荡不安的时代，在令人忧愤而又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他期望建构一种不为外物所扰的、独立自由的人格，他的梦蝶寓言以近乎虚诞之言，提供了关于个体生存的另一种样态，带来的是诗意盎然的视角转换与视野建构，揭示了灵魂本真与自由人生的真谛，并从“道”的高度作深沉之思，启人心智。庄子虽无力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但他将人的心灵引向超越之境，为庸常烦劳的人生增加些许快意，毕竟不同凡响。即便是放在世界寓言文学发展史上来看，“庄周梦蝶”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及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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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梦蝶”与《列子》中的“蕉鹿梦”的显著不同，就在于后者是与世俗的物质利益纠结在一起的，读后只会带给人精神上的困扰，而“庄周梦蝶”所展示的则是一个挣脱世俗名利束缚后快乐逍遥的庄子形象，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庄子本人“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个性特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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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说“适志”也好，“适心”也好，都是一种内在的愉悦感，是近于儿童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纯然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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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蘧蘧然”三字，生动地刻画出作者刚刚从睡梦中觉醒那一刻的惊惧、惊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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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梦而醒的刹那，“庄周”与“胡蝶”的界限是模糊的，其意识是迷离恍惚的，心情是困惑而复杂的——似乎觉醒并不比梦境更实在，梦境也不比醒后更虚幻。在笔者看来，庄子潜意识里恐怕实在是希望现实之真即是幻，希望梦中之幻即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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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蝶”中所呈现的庄子“自喻适志”之乐，恰恰是庄子精神痛苦的某种象征，表象上的乐，实际上是内里极抑郁、极痛苦的反映，类似中医学上常讲的“寒极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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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认识到，当时的统治者一方面用荣利财货鼓动人民的欲望、创造财富，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将财富占为己有，并且对那些有碍统治的人予以严酷打击，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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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痛恨普遍存在的虚伪与残暴，但在既成社会的种种制约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而对社会黑暗的批评更增添了他的内心焦虑与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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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向往的是那种古朴自然、人们可悠然自得的生活的社会，然而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现实生活中，自由只是极少数人享有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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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掌握权力的士人，在无限的、不可测知的外在现实力量的笼罩和压迫之下，庄子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一种疲惫感、无力感、渺小感，他不能正面解决人生的问题，不能解决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他所做的仅仅是对统治者采取一种疏离的态度，自甘淡泊——这对于以改造社会为职志的“士”而言，这种行为无疑是消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自我主体的消解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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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化”，在《庄子》中是指事物转化、变化为不同的存在形态。物化观念与先民物我混同、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有关，在他们眼里人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是没有什么界限的，这在上古神话中就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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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庄子入梦化为胡蝶的过程是感性的，那么觉醒之后的庄子对这个故事的认知则指向理性，指向对“物化”的认知。在庄子看来，“化”是事物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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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讲的“物化”之理也可以理解为自由对必然的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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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看来，庄周与胡蝶当然是有区别的，但若以“道”观之，则万物一体，具体事物之间互通互化，并不存在什么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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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敏感而多玄思，是乱世少有的觉醒者，他以物化之论解说其“梦蝶”故事，大约不仅希望从体验上，而且试图借助于观念，彰显造化之机，将自己从现实的痛苦烦恼中超拔出来，便是这首寓言的旨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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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倡言知雄守雌以达到立于不败之地的目的，而庄子则无所刻意用心，完全因顺自然，变成什么都行，怎么都行，无可无不可，无往而不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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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与周，梦与醒，人与我，甚或是与非，生与死——这一切都可以从“道”的高度予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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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梦蝶”寓言的思想内涵及创作心理是相当丰富而复杂的，既体现了作为文学家的庄子的浪漫的思维方式，又与其哲学思考有着紧密的联系。庄子生活在一个极其动荡不安的时代，在令人忧愤而又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他期望建构一种不为外物所扰的、独立自由的人格，他的梦蝶寓言以近乎虚诞之言，提供了关于个体生存的另一种样态，带来的是诗意盎然的视角转换与视野建构，揭示了灵魂本真与自由人生的真谛，并从“道”的高度作深沉之思，启人心智。

张庆东字恕鸣

意境高雅，寄情高远。感佩笔力，问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