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歌中的遗老形象

扬之水

中唐诗歌中的遗老形象

元稹《连昌宫词》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作者在东都连昌宫门口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自称在天宝年间曾进宫送食物，因此得以一睹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风采以及天宝年间皇家生活的奢华与浪漫。这位老人此后一直住在连昌宫门，和这座行宫一起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也再也没有等到皇帝的再次巡幸。

    无独有偶，陈鸿祖的小说《东城父老传》与这个故事十分相似：作者在长安城门也遇到了一位老人，对方自称在天宝年间因斗鸡获得玄宗和杨贵妃的宠幸，因而在天宝时代享尽荣华富贵。安史之乱使这位老人妻离子散，他在乱后出家为僧，在城门口住了五十多年，见证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直到这一天遇到了作者，讲出了他的故事。

    天宝遗老的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例如新乐府作品中的《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西凉伎》等，将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圆熟自得。在新乐府作品之外，不光元白自身有许多歌咏遗老的诗篇，与其同时的韩愈、王建、刘禹锡等人都有类似的作品。

    在同一时代的不同文学体裁与不同文人的作品中都出现了相同的艺术形象与类似的创作手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我们就将这一时代的“遗老”形象加以分析。

    “遗老”形象的产生：“文体之关系”与“文人之关系”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谈及《长恨歌》时提到：“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读者理解《长恨歌》，更对我们解读其他的文学作品有十分重要的启发。

    所谓“文体之关系”，陈寅恪引用《云麓漫钞》中宋人赵彦卫对唐代传奇的议论，指出传奇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即中唐小说的兴起与古文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文学革新实为相互交融促进的一个过程，“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而传奇小说《东城父老传》与新乐府《连昌宫词》之间的联系正可印证这一点。而“文人之关系”，则指出我们要注意当时文人之间的交游唱和对他们各自作品的影响。

    总之，不管是“文体之关系”还是“文人之关系”，都提醒我们要摆脱文体、集团、流派等人为标签的束缚，将文学作品还原到其诞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加以理解——正如最经典的遗老形象出现在新乐府作品中但却不仅限于此一样。元白韩柳一代文人，出生于天宝之乱后，成长并入仕于文化繁荣、局势粗安的贞元时代，并见证了元和中兴的过程。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上，这一人群虽有着各自的偏好和擅长的领域，但他们的创作却是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甚至也共同的追求。 因此，当这些文人都在诗文中关注“遗老”这一对象时，这一对象所蕴含的信息就十分值得我们去挖掘了。

诗笔：宫前遗老來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

    遗老的文学形象自古有之，而真正在诗歌中大量歌咏遗老的做法始自唐代，这当然与诗歌在唐代的成熟与繁荣有关。如陈子昂“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候”（《感遇》第十三），咏怀古迹，感时伤逝，尚数感念千年前的前朝旧事，并无切肤之痛。安史之乱给唐代文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也制造了唐代的第一批“遗老”。安史之乱结束不久，“遗老”们遗而未老，文坛崇尚清雅高逸的大历诗风。及至贞元以后，文坛新风迭起，唐王朝开始在不断的动荡中走向稳定，而天宝遗民们也逐渐走向暮年。于是，这一代文人们身在时代的浪潮中，眼见垂老的遗民与严峻的时势，对遗老的歌咏也更加真挚动人，其诗笔也为后世文人所取法。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充分运用了“诗史互证”的方法，对元白诗歌的许多问题都提出了切中肯綮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诗歌有其自身的创作手法和有别于史书的文学特征，在理解诗歌时，我们有时候需要抛弃考据的执念，才能真正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

    如《连昌宫词》、《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本为元白诸人“依题悬拟”，相互唱和而作，诗中所言之人事多有讹误，陈先生孜孜不倦地考证其作诗年代，甚至对诗中的数字进行加减来考证史实，实在没有必要。另外，诸多遗老诗篇有着相似的情节和创作手法，岂能一一真实？诗人所要表达的是情感的真实，而非历史考据的真实，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诗人们创作的心曲。

    以《连昌宫词》为例，诗中所言“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一句，即是虚构。因开元二十四年之后玄宗不复巡幸东都，太真又如何同玄宗一起出现在连昌宫？元稹在这里要做的，只是将天宝年间繁荣奢华的社会图景做一个文学的再现。诗中描绘了天子巡幸是车驾的宏伟壮丽，描写贺老的琵琶、念奴的歌声以及二十五郎的笛子，其实都是一种虚构。诗人根植于历史而又不囿于历史，将最能表现时代气质的意象进行集中的呈现，对天宝时代进行了浪漫的演绎和想象。

    《连昌宫词》有一句“尔来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历来让人费解。《全唐诗》中在此句后注“六皇帝”为“肃代德顺宪穆”六代，而《连昌宫词》作于宪宗元和中，又如何能将穆宗包括在内？陈先生曾指出此句“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尔后又有学者进行讨论，认为“六”或为“五”或“三”之讹。其实这正句诗正好对我们理解遗老形象有很大的帮助。

    有学者指出，“相传”应理解为“据说”、“传说”之意，这一点很让人信服。连昌宫荒废已久，遗老也遗世独立，不知世事，对天宝以后的皇位传授也许并不清楚。类似的诗句还有韩愈的“宫前遗老来想问，今是开元几叶孙？”（《和李司勋过连昌宫》），宫前遗老连开元以后过了几代都不清楚。再如白居易的“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白发人》），上阳宫人仍然保持着天宝时代的装束，对当代潮流一无所知。甚至如玄宗时代留下的舞马，“飞龙老马曾教舞，闻着音声总举头”（王建《楼前》），这匹老马听到乐声时，还是想像天宝年间一样想跟着音乐起舞，惜乎老骥伏枥，也只能举一举头罢了。再联系《连昌宫词》的一句“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则元稹遇到的这位老人不光不清楚皇帝换了几位，连年轻时的宰相姓名也都记不清了。

    在诗歌中，当这些老人们谈起自己的年轻时代时，他们的记忆总是鲜活的，语气也是热切的，但这些老人在天宝之乱后却仿佛被时代遗忘、抛弃，他们自己的记忆也仍旧停留在天宝时代。诗人们有意地将遗老塑造成昏聩衰老的形象，他们的衰老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缩影。曾经作为帝国中心的行宫与天子宠儿的遗老们，如今却只能远离时代浪潮，在对往事的回味中年复一年地衰老下去。

天宝之后王业不振，然而散落在各地并渐渐衰败的皇室行宫却如同王朝盛世的丰碑，与渐渐衰老的行宫遗老们一同成为了数十年理乱盛衰的见证者。寥落的宫殿与白发的遗老也因此成为了具有丰富内涵与极强表现力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代文人骚客吟咏不倦的对象。

三史才：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元和文人如此热衷在作品中呈现天宝遗老的形象，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彼时的文人是如何看待玄宗时代的？他们又如何看待天宝以后直至当时的本朝历史？元和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得以让我们一窥这一群体的“本朝史观”。

首先是在诗歌中。《连昌宫词》末尾，元稹借老翁之口回顾了本朝开元至元和的历史：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

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

    诗人认为，玄宗时代由前期开元的盛世转变至后期天宝的衰乱，天宝之后的五十年“庙谟颠倒”，再到今上宪宗皇帝削平藩镇，天下太平。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即自玄宗至宪宗，唐王朝经历了由盛而衰，再在宪宗时代走向中兴的过程。除了诗歌，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留下的奏议、策论，这些文字的议论性更强，可以更加鲜明地反映他们对本朝史事的看法。

    这些文字中，对天宝以来治乱的总结分析俯拾皆是。元和初年元稹即在策问中称“诚以国家兵兴以来，天下之人憯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后，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话开元之政”（《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策》）。这是宪宗继位之初元稹对天宝末至元和初的看法。白居易也参与了这次策问，他说“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戎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再如韩愈在平定淮西后回顾玄宗以来的王朝历史：“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物众地大，孽牙其间。肃宗、代宗、德祖、顺考，以勤以容，大慝适去，稂莠不薅。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平淮西碑》）。三人的观点相当一致，即天宝之后的肃、代、德、顺四代五十余年是动荡不安、黑暗凄惨的，其中对盛世的缅怀和对时局的痛心，不言自明。

    元和文人身处宪宗的统治下，在宪宗即位之初即对元和天子充满期待。元稹即借助遗老之口说道：“臣恐此辈（指前文的“戴白之老”）不及见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没恨於穷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私心也”，白居易亦对宪宗说道：“但陛下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必将光二宗而福万叶矣。”其中当时士庶的殷殷求治之心，可见一斑。在亲眼见证了唐王朝的中兴之后，他们对宪宗的文治武功自然推崇备至，因此对元和中兴的书写充满热情。平淮西之后，刘禹锡就惊叹“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韩愈在被贬潮州之后也在谢表中称赞宪宗：“陛下承天宝之后，接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功治也”（《潮州刺史谢表》）。

    宪宗崩后，元稹在挽歌词中称赞宪宗“天宝遗余事，元和成盛功”[《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三首》（其二）]，又在代穆宗起草的赦文中称赞宪宗：“逮我圣父，勤身披攘，斩断诛除，天下略定。曾是幽冀，赐予怀来，荷赖景灵，丕训不坠。环岁之内，二方平宁”（《册文武孝德皇帝赦文》）。从这些文字中，可见宪宗个人与元和时代在一代文人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元白诸人未曾真切体验过天宝之前的盛世，但对于生长在安史之乱后的诗人而言，对乱世的体验是真实而难忘的。如果说他们在诗歌中对天宝时代的书写浪漫有余而真实不足，那么在书写安史之乱后这一段历史时，其文字中表现出的悲愤和惋惜却是十分真切的，他们对中兴自然有着热切的期盼。因此，当元和中兴的曙光到来时，他们会十分自然而又激动地将元和与天宝划上等号。在后世看来，元和与天宝当然无法等同，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会有对当权者的溢美夸大之辞，但是对于久经丧乱并亲身经历了中兴的文人而言，对天宝至元和的本朝历史有着这样的看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议论：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

    论从史出。一代文人的史观决定了他们在谈论当时政治时的观点。新乐府类的诗歌以讽喻劝诫而著称，例如白居易在每一篇新乐府前都加上小序，如《新丰折臂翁》云“戒边功”，《卖炭翁》云“苦宫市”，这些作品或陈王业之艰，或言为君之法，充满了显示关怀。但是如果我们将不同主题的遗老诗歌集中起来考察，将这些诗歌各自焦距的主题抛开来看，就可以明显地发现他们对玄宗时代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而在此史观下对当下的劝诫与针砭也与这样的观念保持着一致性。还是回到《连昌宫词》结尾，元稹问老人：“太平谁致乱者谁？”，老翁对这段历史“耳闻眼见”，因此现身说法给元稹上了历史课：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

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

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

    上文已经提到元和文人的史观，即开元治而天宝乱。这里需要另外提醒的是，诗人在这里很明显地认为，治乱的关键在宰相。“姚崇宋璟作相公”而成开元盛世，“开元之末姚宋死”，进入天宝时代，则是乱世的萌芽。在天宝时代“杨与李”之后，天下就“庙谟颠倒四海摇”了。这一时期将开元宰相与天宝宰相对比的做法并不是罕见，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的末尾：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这里的对比更加明显了。两篇诗歌都借助遗老之口总结历史经验，都在强调宰相贤否对王朝治乱的作用。当然，历代对宰相的选任都十分重视，但当我们焦距到这一时期文人对宰相的看法时，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言论并不是老生常谈。

    开元与天宝一治一乱是由于宰相不同的观点，在宪宗时代的文人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宪宗与宰相崔群的对话：

    上顾谓宰臣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后，稍似懈倦，开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群对曰：“玄宗……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及后承平日久，安於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国忠，故及於乱。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卽社稷无疆之福也。

    《旧唐书•崔群传》：

    语及天宝开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紘、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按：应为二十四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

    元和君臣孜孜求治，便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贞观与开元是最让唐人怀念的两个时代，而太宗、玄宗两位君主与宰相之间融洽的君臣关系堪称后世楷模。元和君臣要“返贞观之升平，复开元之富寿”，首先就要像太宗和玄宗一样注重宰相的选任。

    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宰相往往不能正常地履行职责。尤其在宪宗之前，饱经患难的德宗猜忌朝臣，信任宦官，“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決……宰相备位而已”（《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同），决策多出自内廷，在当时即遭到士人非议。宪宗即位之初，“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即认为贞观、开元时代的良好政治风气是太宗、玄宗任相得人的结果。于是在宪宗时代，宰相的地位和权力有所提高，“军国枢机尽归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盜”，终成元和中兴的巍巍功业。

    在白居易起草的《除裴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中，白居易代宪宗对新任宰相裴垍说：

    朕闻后德惟臣，良臣惟圣。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实有姚、宋辅开元之化。咸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朕只奉丕图，懋继前烈，思欲贞百度，和万邦，建中于人，垂拱而理……独立勿惧，直躬而行，明听斯言，敬践乃位。

    包括宪宗在内的众人，都希望裴垍能够辅佐皇帝完成“贞观之业”、“开元之化”。而若干年后，元稹出任宰相时，白居易替元稹起草了答复穆宗的谢表，内云：

    伏闻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为宰相。元崇欲救时弊，献事十条，未得请间，不立相位。玄宗明圣，尽许行之，遂致太平，实由於此。陛下视今日天下何如开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远不及元崇……便陈当今切事，下救时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为日久矣。陛下许行则进，不许则退。

    元稹以玄宗与姚崇的事迹教育年轻的穆宗，希望对方能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希望穆宗和自己能像玄宗和姚崇一样开创功业。谢表的语气殷切甚至直接，反问穆宗“今日天下何如开元天下”，甚至提出如果穆宗不从，自己就退位。宪宗重视宰相，成为一段佳话，而新即位的穆宗则让大臣们感到不安。元稹希望穆宗能够延续元和时代的传统，因而谢表中的文字语重心长又充满了担忧。白居易写了这两篇角色相对的文字。对比这两篇文字，宪宗直言不讳地要求宰相尽心辅佐自己，新任的宰相则谆谆不倦地希望穆宗听取自己的建议，它们角色相对，却都告诉我们这一时期人们对宰相在王朝政治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君主需要宰相认真辅佐的观点。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元白等人如此重视宰相的作用便不奇怪了。元稹在诗中强调开元宰相要有“燮理阴阳”、“调和中外”的能力，有“劝谏”和“拣选”的职责，正是这一时期时人重视宰相而并且宰相确实能够在当时的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反映。

此外，还有学者分析过元稹写作《连昌宫词》的背景，指出此时元稹的好友李夷简出任了宰相，元稹的《连昌宫词》含有勉励新任宰相的意味，希望夷简辅佐宪宗“努力庙谋休用兵”。这一看法也是与元和时期人们的“宰相观”相一致的。

“遗老”的符号化与生命力

    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希。此类遗老诗歌集中出现的时段，是自贞元中叶以后至长庆初年的三十余年间。这既是唐廷走向中兴又复衰乱的时代，也是白发遗老们最终告别人间的时代，更是元白一代文人从登场到谢幕的整个过程。自此以后，世间不复有天宝遗老，亦不再有大量的此类诗篇。

    距《连昌宫词》写成三十余年后，郑嵎写成了千韵巨制《津阳门诗》，叙述作者在衰败的华清宫津阳门外偶遇天宝遗老的经历，据诗中“湟中土地昔湮没，昨夜收复无疮痍”一句可知，此诗作于大中五年光复河湟之后。此时距安史之乱已过百年，所谓遗老自然是假托。《津阳门诗》在创作手法、结构与思想感情上无疑是《连昌宫词》的翻版。清人管世铭说：“郑嵎《津阳门诗》……可与《连昌宫词》、《长恨歌》参观”，即是从这一角度指出了三篇作品的相似性。然而郑嵎毕竟已经远离了天宝时代与元和时代，虽然他在诗歌中与前辈一样以遗老之言抒兴衰之感慨，但毕竟事殊世异，让人有隔靴之感。与《连昌宫词》末尾颂扬宪宗时代的文治武功一样，在郑诗的末尾，诗人也告诉老人：

主翁莫泣听我语，宁劳感旧休吁嘻。

河清海宴不难睹，我皇已上升平基。

湟中土地昔湮没，昨夜收复无疮痍。

戎王北走弃青冢，虏马西奔空月支。

两逢尧年岂易偶，愿翁颐养丰肤肌。

平明酒醒便分首，今夕一樽翁莫违。

    诗人满怀热情地期待“海清河晏”，盼望宣宗早致升平，但却丢掉了元和诗歌中劝诫讽喻的内容。两相比较，郑诗的结尾停留在歌功颂德的层面上，对前辈的模仿无疑失之肤浅。

二者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诗人个体的差别，毋宁说是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区别。元和时代已经远去，在从动乱走向中兴的过程中，文人们将劝诫讽喻寓于文中以感召人心、使天下达于致治的追求已经失去了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氛围与文化土壤。后之视今，不同于今之视昔，后人追踪前贤，自然会隔着一层。郑嵎并未身处贞元、元和之际，不能耳濡目染当时风尚，他所能做的，也就只有单纯地借遗老之人抒兴亡之感了。总之，郑嵎是不会有和元稹一样的“文体之关系”和“文人之关系”了。

扬之水

中唐小说的兴起与古文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文学革新实为相互交融促进的一个过程

扬之水

安史之乱给唐代文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也制造了唐代的第一批“遗老”。安史之乱结束不久，“遗老”们遗而未老，文坛崇尚清雅高逸的大历诗风。及至贞元以后，文坛新风迭起，唐王朝开始在不断的动荡中走向稳定，而天宝遗民们也逐渐走向暮年。

扬之水

诗人根植于历史而又不囿于历史，将最能表现时代气质的意象进行集中的呈现，对天宝时代进行了浪漫的演绎和想象。

扬之水

诗人们有意地将遗老塑造成昏聩衰老的形象，他们的衰老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缩影。

扬之水

三人的观点相当一致，即天宝之后的肃、代、德、顺四代五十余年是动荡不安、黑暗凄惨的，其中对盛世的缅怀和对时局的痛心，不言自明。

扬之水

如果说他们在诗歌中对天宝时代的书写浪漫有余而真实不足，那么在书写安史之乱后这一段历史时，其文字中表现出的悲愤和惋惜却是十分真切的，他们对中兴自然有着热切的期盼。

扬之水

元和时代已经远去，在从动乱走向中兴的过程中，文人们将劝诫讽喻寓于文中以感召人心、使天下达于致治的追求已经失去了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氛围与文化土壤。后之视今，不同于今之视昔，后人追踪前贤，自然会隔着一层。郑嵎并未身处贞元、元和之际，不能耳濡目染当时风尚，他所能做的，也就只有单纯地借遗老之人抒兴亡之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