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神精神与“兴”的诗学话语生成

扬之水

如果酒神精神是放纵和非理性的话，日神精神则象征着秩序和理性。与放荡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耀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日神是对酒神的一种限制，以酒神为代表的非理性、任性奔放、自由浪漫，总是受到日神的理性秩序、智慧庄严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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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酒是神圣的、祭祀的，祭坛上充满了酒的兴致和陶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酒的沉湎的警惕，即把酒控制在礼乐文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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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酒祸”就是将饮酒纳入礼乐文化的范畴之内，即所谓“因为酒礼”，在礼的控制下避免情感的恣意泛滥，形成诗酒风雅的君子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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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日神与非理性的酒神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文学精神演变的主旋律，而从整个历史来看日神精神是占主导地位的，酒神精神则是被动的，处于被抑制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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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化中也存在着酒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既表现为礼乐文化对酒的限制规范，也表现为对酒的理解宽容。圣人的千杯豪饮，文人的酒后放达，常常被作为一种风度被称赞。在酒兴的描写中，往往陶醉于对非理性、非逻辑、非秩序、非常识的思想表达，表现出诗人们沉醉中的冲破种种束缚的逍遥与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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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话是酒后的、任性的、感觉的，是非常识性的，庄子正是以酒话的非逻辑性对抗理性和秩序性的表达。而在庄子看来，日常言说已经不能显示人与自然的本质，酒话才近于道，唯其非逻辑的言说才能还原本真，显现“天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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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的卮言是一种“兴”的语言，“兴语”的思维是发散的、跳跃的，表达是诗性的、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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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中饮者形象，表现为两个方面性格：一种是烈酒式的抗争人格，一种是微醺的适性人格。前者表现为一吐为快、不可遏止的壮烈情怀，后者表现为宁静自适、恬淡逍遥的心理感受；烈酒式的反抗人格以李白为代表，而微醺式的自适人格则以陶渊明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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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充满酒的意趣，也充满了审美意趣。这种审美意境是自适的、逍遥的。中国古典文化实现了饮酒从生活到审美的转换，即“生活审美”。有学者将这种以饮酒为主体的“生活审美”概括为“逍遥”，这种逍遥超越了饮酒之兴的单纯的感官享受，而上升为一种自适而任性的审美体验，使沉醉中的古典诗人的心灵有了艺术的安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