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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诗故事】—— 诗境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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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21: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诗故事】
诗境说略
松风暗抹一山云,碧落林阿始见分。
掠影沙洲入喧鸟,斜光惊破水生纹。
    这首诗歌题目叫做《雨后龟背山》,是前几天回老家时所写。时下春暮,山林阴晴变化不定。午后的新雨让天气寒凉了许多。撑着伞,站在家门口,倚望对面龟背山上的袅袅烟云,心底清宁起来。天地一体,远山近水,望过去有些朦胧,耳畔聆听风中传来的自然之声,仔细辨之,潇潇淅淅,隐隐彻彻。
    向晚时分,雨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斜斜洒向山林野际。水塘开始明朗起来,风摇芨草,入影生纹。再看时,山云渐渐散去,天地始分,时见归鸟掠羽翻飞,投林入洲。触目所及,诗境便生发出来。
    我不懂得这样一首诗在王国维诗词境界理论中应该属于哪一种审美境界形态,是“无我”还是“有我”,只是觉得似乎有一些别样的意趣。
    王国维认为,意境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是帮助诗人解脱现实的烦恼,以达到精神的宁静,所谓“内足以摅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其中“摅已”是对于自身而言,“感人”是相较于读者。
    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诞生以来,有关诗词“境界”说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情”与“景”的关系,这是囿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视野范畴。然而,王国维是接受了康德的审美意象理论,又融合中国古典关于“意象”、“意境”、“兴象”、“情境”的理论精华,才提出“境界”说的。因此,要探讨“境界”说的真源,还须从康德的文艺审美形象论入手,辨析几个相关的概念。
    一、“美”与“崇高”
    康德根据形式与精神,把文艺审美形态分为“美”与“崇高”两个范畴,其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说:
    “尽力赶上理性的活动以达到一种‘最高度’,超越经验的界限,把它表现在自然中无此范例的完全性的感性之中。”
    这几句话中所提到的“理性活动的最高处”是指人类伦理道德精神的高端,而“完全性的感性”指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客观表现。而所谓“超越经验的界限”指在文艺作品中所要表现自然必须超越人类的直观感受,注入人类的道德精神。感性的直觉所再现的审美思想趋向于表现主义“纯粹美”哲学,而理性精神的超验所再现的审美思想是趋向于实践理性主义哲学。在审美形态上,前者称之为“美”,后者称之为“崇高”。这是康德“二律背反”纯理性批判在艺术审美领域的体现。
    二、“真”与“善”
    康德的审美意象论把人与意象之间的交融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感性表象;二是感性表象体现它所从属的概念以及这一概念的完满性;三是感性表象趋向理性理念。第一层次是指感性表象应具有自然的外观;第二层次是指艺术作品中的意象表现应是完整而多样性的,也就是由多个的意象组合成“境”,整个艺术作品是丰富而完满的;第三层次是指在感性意象中融入人的理性理念,表现出优美和崇高的精神意志。
    王国维接受了康德的审美意象理论,并进一步把康德的三个层次内涵熔铸为“真”与“善”两个概念。他认为,艺术作品意境内涵不能脱离“真”与“善”。一方面,“真”是作品成功的基础,脱离了“真”,作品便失去了理性价值。“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这样的话语表述就是强调艺术作品必须以“真”作为依托。但是,王国维在认识艺术作品的“真”的同时,并不否认出于“超验”思维的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甚至他认为哪些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真实心境的虚幻表现,同样能收到情真境美的艺术效果,很显然王国维丰富了“真”的内涵。他用“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来区分创作者的艺术表现形态。另一方面,王国维毕竟是传统儒家文化浸染出来的学者,因此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观念,他提出艺术审美“善”的概念,正是把文艺美学与理论学综合起来审视。他说:“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美学上之价值,对现在世界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反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又说:“诗人之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业,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庭、国家及社会出之生活也。”这与康德说的“从经验角度说,美只有在社会里才能引起兴趣”,“美是道德的象征”如出一辙。
    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综合中国古典“意境”理论,结合西方文艺审美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境界”说,并且提出“境界”的两种类别,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王国维“境界”的两种表现形态实际上就是接受了康德的“美”与“崇高”两种审美形态。并且与自己关于艺术审美的“真”与“善”的观念对应起来。
    所谓“无我之境”,实质是对象形式与主体精神的高度融合,是抛弃利害关系超功利的表现,趋向于康德的“纯粹美”;所谓“有我之境”,实质是主体精神充分外显并占据主导地位,作品中的意象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彰显的是人的伦理道德精神。
    那么,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不是一种“二元对立”(或如康德的“二律背反”)观呢?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王国维又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分由。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这句话虽然是谈创作论,但是并不仅于此,其中含有辩证思想。艺术作品是人创造的,艺术家要在作品中表现现实世界或理想世界,不可能照搬客观现象(对客观现象界的直观再现不能称之为艺术),是对客观现象有所取舍裁剪的,符合创作需求的事物才能进入艺术创作的视野中。而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要表现自己眼中心里的现象世界就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思考。所以说艺术作品所体现的境界实质上来说都是“有我之境”。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仅仅在于主观意识表现于客观现象之中所体现出“显”与“隐”的差别,也就是主客观融合的程度之别而已。事实上,艺术作品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我之境”。
    我们可以通过两首诗来更加明了辨析王国维“意境”说的两种表现形态。
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南安军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
出岭同谁出?归乡如不归!
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
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若从康德的意象审美理论来看,柳宗元的《渔翁》自然是“美”或“感性表象”属类,而文天祥的《南安军》则是“崇高”或“感性高度融合理性”属类。若从王国维的“境界”说来看,前者趋向于“真”的“无我之境”,后者更趋向于“善”的“有我之境”。
    就主客体交融程度而言,柳诗几乎采用纯客观直录的方式再现自己视野中景象,诗作风格清新淡雅,主客体胶合浑然无迹,诗中空间轴上的物象和时间轴上的人物都是现象界的再现。诗人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写出自己的见闻,看不出诗人在作品中所表露的理性思想。然而,敏感的读者不禁要问,柳宗元是在什么心境下写出的这首作品?又是在哪里看到的渔翁?若深研下去,我们可以知道,柳宗元贬到永州,为了排遣政治失意而产生的心中的郁闷之情,遍游永州山水,写下《永州八记》。西岩即永州西山。对于古代士子来说,佛道思想是抚慰失意人生最好的解药。渔翁在自然山水之中打渔的现象,本身没有什么伦理思想上的精神意蕴。然而,在柳宗元的笔下,渔翁是与自然相适应而自由适意的形象出现,而这正是柳宗元此时心境所需要达到的境界。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失意仕途的阴郁中得到精神的解脱。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这首诗的语言所体现出的风格是自然顺畅,毫无雕镂之迹,清浅逼真,读来行云流水。这说明诗人是就眼前所看到的景象很真实地写了出来而妙趣自生。道家有“大辩讷言”的说法。佛家则说“离心缘者,非意言分别故,心行处灭,非思慧境”,又说“言语已息,心行亦灭”,体现在诗歌言意辩中就是“得意而望筌”。  
    此时,渔翁打渔的景象就是最好的作者要寻求的表达心境的外在现象,诗人“心与境偕”,一切水到渠成,只须如实记录即有妙趣,何须刻意表露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从这一点来说,柳宗元这首作品所体现出的意境是极为自然的“隐”,可以说是天然的“无我之境”。然而我们能说诗中是真的“无我”吗?
    文天祥被元人俘虏,押解到元大都,从广东出梅花岭,到达江西地界。文天祥是江西人,三年前为了保卫南宋都城,召集家乡义军开展抗元战斗。而如今即将回到家乡,却是以囚徒的身份,情何以堪!文天祥的心灵世界浸染的是彻底的儒家爱国忠君思想,国家即将败亡,山河破碎沦陷异族,对于他来说是刻骨的精神摧残。此次他抱着必死之决心,一路上绝食七天,打算以死来成就忠义。高贵的民族气节、强烈的爱国精神、以死明志的壮士情怀在这首诗歌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很显然,作品所体现的意境是“崇高”,是大“善”,是“有我”。主体精神占据作品意境的“显”在地位,风雨、城郭、梅花岭等外在物象只是作为衬托主体精神的外在存在事物。直露是最好的表情方式,文天祥无须用一切缠绵遮掩的婉转方式来抒写自己的情感境界,即便是“采薇”的典故也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一问一叹又一“非”明白彰显出自己心中的悲伤,“饿死真吾志”的直率表达直接冲击着读者的情感。这恐怕不是一个“有我之境”所能体现的诗歌境界了,而是康德所说的“崇高”而悲壮才能涵盖的精神境界。
    前文所述,对于王国维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不能用“二元对立”的原则来看待,因为“有我”和“无我”要辩证地看。屈原离骚中的超验浪漫想象及“香草美人”的隐喻、李贺诗作中的鬼魂世界及隐喻的生命观、李商隐无题诗中女仙的朦胧爱情及政治上的喻指,乃至温庭筠词作中基于“性别置换”而带来的“离骚初服”之要邈宜修的审美风格,这些作品属于“无我之境”?显然不是,但是它们在主体精神意蕴表现上又显得那么“隐”。
    在我看来,康德的“美”和“崇高”的“二律背反”审美意象理论以及王国维关于境界的“我”之有无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概念,其间有互相融合的模糊性可能。
    回过头来审视我的这首诗《雨后龟背山》,表面的意境取向是“无我”,但是我觉得,诗作中又分明有我的心理意识存在,只不过是稍显“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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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3 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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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3 11:48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庆东字恕鸣 发表于 2022-5-3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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