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徐亨生、徐匈奴新论考

扬之水

晚唐诗人徐亨生、徐匈奴新论考

    晚唐诗人许浑之生卒年，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定为唐德宗贞元七年(791)生，而疑卒于宣宗大中八年(854)，均未见有具体考证。尽管如此，学界对于许浑生卒年多从闻说。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因各有不同的根据与理解，又有学者得出了与闻说不同的结论，使人一时难定其是非，无可信从。问题还在于，人们一向只知道晚唐只有一个诗人许浑，而未提出还有另一个侍御史许浑，这就使诗人许浑生平的有关研究与论断易滋生讹误，为此需要对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之事进行考辨。

    在许浑生卒年时间上，较新出的观点与论证应以罗时进的《唐诗演进论·许浑年谱稿》(以下简称《年谱稿》，以下引《许浑年谱稿》之说均见此书，不具注)为最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盖《年谱稿》将许浑的生平与诗歌做了全面的系年与论说，多有发明创新，并且在许浑的生卒年上据其新发现的材料和旧已牵涉到的资料进行新的考证与论说，否定了几种旧说，得出新的结论，这在许浑的研究上颇有影响。也正因此，其新说是否稳妥，也就值得审慎考辨，以便让研究者明白许浑生卒年的几种说法，何者可以信从引用，或审慎对待。

    许浑的生年，《年谱稿》在唐德宗贞元四年许浑一岁《谱》中，以许浑宝历二年(826)秋游经天井关时“有《晓发天井关寄李师晦》云：‘山在水滔滔，流年惜二毛”句，认为“这里透露出生年的一些信息。二毛，头发斑白，泛指半老。齐己《友人寒夜所寄》云‘二毛凋一半，百岁去三分’，看来三十三四岁即可有二毛之谓了。庾信《哀江南赋》有‘信年二毛，即逢伤乱’语。侯景之乱时庾信三十六岁。二毛在年岁的指认上有不确定性，三十三四至四十岁之间称‘二毛’最为常见。那么许浑生年的下限当不迟于贞元八年(792)。闻一多先生定许浑生于贞元七年是近于事实的，只是还需要进一步确论。”这一论述大抵可通，也从另一角度论证了闻一多先生许浑生年说的大抵可从。为了进一步确考许浑生年，《年谱稿》又加论证并提出生年新说，中云：“张祜《访许用晦》诗云：‘远郭日曛曛，停桡一访君。小桥通野水，高树入江云。酒兴曾无敌，诗情旧逸群。怪来音信少，五十我无闻。’‘五十’句是指张祜年届五十，还是许浑年届五十呢？……许浑与张祜丁卯桥相见，其事在开成三年(838)。该年春许浑罢南海府归润州丁卯桥村舍，而张祜其时正隐居丹阳，两地甚近，正可以乘舟前来‘停桡一访君’。‘怪来音信少’是说‘你的音信少，’‘五十’亦为‘你的音信’之一，而并非是张祜自指。以此推之，许浑当生于是年。”又在《年谱稿》唐文宗开成三年，许浑五十一岁《谱》中说：“‘五十’指许浑之年庚，此为推定浑生年之证。”

    按，此论谓“五十我无闻”之“五十”指许浑年庚，并用于推断许浑生年为贞元四年值得斟酌。张祜诗中的“五十我无闻”句乃有出典。《论语·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无闻”意为没有名声，而不是少有音信之类的意思。因此，张祜这两句诗的意思只能是指自己年五十而没有什么名声，怪不得许浑少与他通音信了。“五十”乃张祐自谓，并非指许浑，不得用以推定许浑之生年。关于这样的理解，尹占华先生出版于1997年1月的《张祜诗集校注·张祜系年考》已在会昌元年(841)条据张祜此诗谓“诗云：‘五十我无闻’，是访许浑时张祜已五十岁，当张祜移居丹阳后即访之。是年张祜五十岁，故定其移居丹阳于会昌元年。《唐才子传》卷七许浑传云许浑为当涂、太平二县令后，‘以伏枕免。久之，起为润州司马。’计其时间，其‘以伏枕’免官家居约在会昌元年，而张祜访许之地显然即许浑丁卯别墅，甚合。”尹占华先生的这一考订是较为可信的，而笔者发表于《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的《关于张祜生平及诗歌系年、辨伪的几个问题》一文也有与尹先生相同的看法与系年。因此，《年谱稿》定许浑生于贞元四年缺少有力的证据，值得斟酌。

    许浑的卒年，《年谱稿》的作者修改了闻一多的大中八年说，也否定了其他研究者的大中九年和大中十二年与大中十二年后的说法，而认为在唐懿宗咸通二年(861)或稍后，终年至少七十四岁。他的这一论断也是有多条资料作为根据的，但据笔者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这些根据大多也是值得进一步细加斟酌的。以下即对其中的主要根据与论说逐条加以考察甄辨。

    《年谱稿》在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许浑七十岁《谱》中认为许浑“仍在郢州任。郑宪拜洪州刺史，赴江西时有诗寄许浑，浑酬和”。其根据是：“许浑有《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诗云：‘来暮亦何愁，金貂在鹢舟。旆随寒浪动，帆带夕阳收。布令滕王阁，裁诗郢客楼。即应归凤沼，中外赞天休。’‘滕王阁’为郑常侍出镇之地，‘郢客楼’为浑所在之地。检《唐方镇年表》及《唐刺史考》，大中八年后郑姓江西观察使有二人，一为郑祗德，大中八年至九年在任；一为郑宪，大中十一年至十二年在任。《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十(庆按：原漏掉一“十”字，今据《宣宗纪》补)一年四月‘以中书舍人郑宪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诗中言及‘凤沼’，即凤池，指中书省所在地，此言正切合郑宪中书舍人的身份。而从现有史料看，郑祗德宦历未至中书省，故此诗酬赠对象为郑宪。据此可证本年四月浑尚在郢州刺史任上。”

    笔者认为，《年谱稿》中将许浑诗中的郑常侍考定为郑宪实不妥。其一，据《旧唐书·宣宗纪》载，郑宪乃以中书舍人出镇，非常侍，且时在四月，属夏季，与本诗“旆随寒浪动”的凉寒时季不合。如称谓、时令两不合郑宪，则本诗之郑常侍非郑宪可断。既非郑宪，而大中时镇江西郑姓者仅两人，则此郑常侍当为郑祗德。郑祗德其时乃从常侍任出镇，据《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中书省属下有右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中书省所在地既然称“凤沼”，则郑祗德原所任右散骑常侍为中书省官员，则预祝他出镇江西后不久能归凤沼(中书省)，不是颇为符合吗？诗中“金貂”乃指称常侍。因此，郑祗德之历官情况，与许浑诗的“金貂在鹢舟”、“即应归凤沼”颇为相合。郑祗德大中八年出镇江西，其时许浑正在郢州刺史任上，与诗中“布令滕王阁，裁诗郢客楼”两句分指江西、郢州之情形合，则此诗乃大中八年作。所以，据许浑《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诗而证许浑大中十一年尚在郢州刺史任，且其卒在是年之后的论点殊难成立。

    《年谱稿》考证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另一根据，是与其考证晚唐顾陶的《唐诗类选后序》(下简称《后序》)作于咸通年间有关的。顾陶有《唐诗类选序》(下简称《前序》)，序末署“时大中景子之岁也”，知《前序》作于大中十年。《年谱稿》的作者在其《唐诗演进论·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考杜牧卒年》一文(下简称《探微》)中先节引《后序》文字，接着《探微》对《后序》的作年等问题考论云：“作者自道十分清楚，《类选》编集尽其后半生心血，历时漫长，‘删定之初’与‘今大纲已定，勒成一家’人事已有很大变化，作者自己的经历也有很大变化，其中明显的沧桑之感、绝决之意与《前序》不类。时过境迁，呼之欲出。又，《后序》作者自谓‘行年七十有四’，尤当注意。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云：‘(顾)陶会昌四年进士。’如果前后《序》为同时之作的话，则顾陶进士时当六十二岁。唐人虽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实际上年过花甲方举进士第者却鲜见。《唐摭言》卷八《放老》篇所载天复元年(901)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这些年皆六七十的‘五老’及第之事，似为唐代末世特例，尚不足为凭。因而，若将顾陶进士及第拟为五十七八岁大概也是最大年限了，则74岁时已是咸通二三年了。据杜牧、许浑诸公‘身殁才二、三年’上推之，他们当卒于大中末、咸通初。……我认为宜订于咸通元年(860)。”

    上述的这一段论述主要涉及三个问题：1.顾陶及第年龄的推断；2.顾陶《后序》的作年；3.杜牧、许浑诸公的卒年。杜牧的卒年问题且不专论，以下先就前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顾陶于会昌四年及第，此有文献可徵，可信。然《探微》所认为的顾陶及第年纪“五十七八岁大概也是最大年限了，则74岁时已是咸通二三年了”之说则是融进主观的想法，并没有文献的实证。请看《唐摭言》关于此事的记载：“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授正。制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余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中人，皆以诗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根据《唐摭言》所记，“五老”的及第与授官，是及第在前，授官在后，其中只是授官为特例，是根据“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的诏令实行的，而其及第并非特例的恩赐。此事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录儒士》条中说得更为明白：“天复元年敕文，又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这就说明，当时“五老”等人尽管年龄多已六七十岁了，但他们还是在举选行列中。他们参加科选，正说明他们还是有及第的可能性，否则，他们又何必参加举选呢？这就说明在晚唐六七十岁的士人依然可以按常规参加举选，并可以进士及第。既然王希羽、刘象等数人六七十岁时按常规已参加科举考试并已登第，那么按照《后序》作于大中十年，顾陶年七十四推算，其及第年六十二岁又有何不可能，非得要把他的及第年龄限制在最大的五十七八岁的极限呢？可见，这一限制是没有必要的，顾陶年六十二及第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如此，推迟顾陶撰写《后序》的时间的论证，也就失去了可靠的依据。

    前引《探微》一段话将《后序》中的“删定之初”理解成是与撰《前序》同时，并以此论证《前序》与《后序》非同年前后之作，而是相隔许多年。这一看法也是值得斟酌的。实际上，“删定之初”是指顾陶选定入选诗作者及其诗作之初的时候，而非《唐诗类选》已完成、撰《前序》之时。盖《后序》已谓“删定之初，如相国令狐楚……陆畅、章孝标、陈罕等十数公，诗犹在世”，并紧接前文谓“及稍沦谢，即文集未行，纵有一篇一咏得于人者，亦未称所录”，前后文之间已表示出两者在时间上的间隔，也就是说令狐楚等诸公在顾陶“删定之初”时，其“诗犹在世”，而在“至今大纲已定，勒成一家”时，他们已“稍沦谢”，可见其前后相隔的时间，明显体现在“及稍沦谢”上。也就是说，在“删定之初”至“今大纲已定，勒成一家”时，令狐楚诸公已去世了。《前序》乃成于全书编定之时，这样《前序》就与“删定之初”有时间上的较长距离，而与“今大纲已定，勒成一家”，在时间上极为接近。也就是说，《前序》、《后序》的撰写时间极为接近。

    我们说《前序》、《后序》撰写时间极为接近，其理由还在于《后序》中有这么一段话：“近则杜舍人牧、许鄂(庆按：“鄂”，应为“郢”之讹)州浑，洎张祜、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没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文，若有所得(庆按：原缺“得”字，据《全唐文》补)，别为卷轴，附于二十卷之外，冀无见恨。……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亡殁虽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间，录律韵八篇而已。”这一段话所提到的诸人，杜牧、许浑的卒年有不同的说法且不论，张祜的卒年，《新唐书·艺文志》四、《唐诗纪事》卷五十二、《唐才子传》卷六《张祜传》均谓“大中中卒”；笔者在《张祜卒年考辨》中考定张祜卒于大中八年。赵嘏卒年，《新唐书·艺文志》四谓“大中渭南尉”，《唐诗纪事》卷五十六记其“大中间终于渭南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考定赵嘏卒于大中八年(854)。《新唐书·艺文志》四谓顾非熊“大中盱眙簿，弃官隐茅山”，《唐诗纪事》卷六十三亦谓“大中时自盱眙簿弃官，隐茅山”。《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顾非熊传》中疑其卒于大中八年。歙州敬方即李敬方。据《全唐文》卷七三九李敬方《汤泉铭》：“唐大中五年，敬方患凤疾，至汤池浸浴。六年十一月又入浴，……刺郡二年，病不能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李敬方传》中谓李敬方约卒于大中九年。据上所述，张祜、赵嘏、顾非熊等诸人均约卒于大中八年，而李敬方约卒于大中九年。这样，如果我们将《后序》撰写时间定于大中十年，这就与《后序》所言的杜牧、许浑、张祜、赵嘏、顾非熊等人“身没才二三年”，而李敬方“亡殁虽近”就颇为吻合了。如果以《年谱稿》所认为的《后序》“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那么从张祜、赵嘏等人卒于大中八年，至咸通三年(862)其间就有整八年，而卒于大中九年的李敬方，至咸通三年也去世整七年，不好说“亡殁虽近”了。因此笔者赞同梁超然先生的观点：“《后序》写于编定之时，亦应系大中十年所撰。此文谓敬方‘亡殁虽近’，将其与‘身殁才二、三年’之诗人区别叙述，则知敬方卒年离顾陶编成《唐诗类选》撰序之时不足二年，故可知敬方约卒于大中九年。”顾陶《后序》既然撰于大中十年(最迟入大中十一年)，那么《后序》既然提到许浑、杜牧、张祜、赵嘏、顾非熊等人“身没才二三年”，则许浑等上述诸人之卒，据《后序》而论，就不可能卒于大中十年之后，而只能卒于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

    当然，我们也很重视《年谱稿》所提出的许浑卒于咸通之后的证据，这就是《年谱稿》唐懿宗咸通元年许浑七十三岁《谱》中的一段资料：“宋人范埛、林禹《吴越备史》卷一记载了如下正史未载的事迹：‘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浑、中使许计赉璧来瘗秦望山之腹以压(庆按：“压”，《吴越备史》原作“厌”，是)之。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根据这一资料，《年谱稿》以秦望山在会稽，又据《资治通鉴》所记的大中十三年以裘甫为首的浙东起义爆发，发展到“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当年二月，“官军大败……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声震中原。”《年谱稿》据此认为：“正是在这一特殊情势中，许浑被急召特命与中使许计赉璧来瘗秦望山之腹以压胜。许浑本为江南人，又数次游历越中，非常熟悉会稽地理形势，这或是令其前往的原因。据‘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语，此行当在本年二月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之前后，而‘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一语确可印证许浑赴越不得迟于本年六月。因为至六月裘甫及其主要部将皆被擒获……裘甫被械送京师。实际上六月后平剡已成，‘王气’已止，决毋庸许浑前往压胜了。”根据以上资料与论述，《年谱稿》认为许浑必卒于咸通元年之后。

    但以上据以考论诗人许浑的资料与论述疑窦颇多，难于凭信。可疑之处有三：其一，《吴越备史》记载的侍御史许浑赴越厌胜时在“咸通中”，咸通(860—874)有15年。那么，咸通中也应该取六或七八年较妥，为何却要取咸通元年呢？这不合考证应用年代的原则。其二，退一步以咸通元年而论，根据《年谱稿》所定的许浑生年(788)，是年许浑已年七十三。唐朝一般官吏在七十岁即要悬车致仕，许浑年已七十三，怎能特殊而任侍御史出差呢？其三，许浑出差时为侍御史，据《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侍御史六人，从六品下。”而诗人许浑大中七八年已任虞部员外郎、郢州刺史。据《旧唐书·职官》二，虞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又据《旧唐书·职官》三，“下州；户不满二万，为下州也。刺史一员，正四品下”；复据《旧唐书·地理》二：“郢州，户一万二千四十六”，在晚唐时约为户不满二万的下州，故其刺史为四品下阶官员。诗人许浑的历官已如此，他在大中八年任四品下的郢州刺史后又无贬官的记录，则为何至咸通元年反被降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呢？此亦不可解。

    《年谱稿》的上述论述尚有误解《吴越备史》之记载者。《吴越备史》的“钱塘有王者气”，并不是指裘甫的起义与“改元罗平”之事，而是指以后被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谥武肃的钱镠之气。又《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记载吴越国与武肃王钱镠之事，所说的王气不会指被平定的起义者裘甫，而必指以后称吴越王、武肃王的钱镠。这是有史籍记载为证的。《年谱稿》所引的《吴越备史》卷一那段资料是这样记载的：“癸丑二年(庆按：即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夏五月，诏授王本军团练使、苏杭等州观察处置使，进封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七百户。秋七月丁巳，王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余万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浑、中使许计赉璧来瘗秦望山之腹以厌之。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又按，郭璞《临安地志》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山起横为案，五百年生异姓王。’至是果验。”可见，所记载的王者气之事乃指武肃王钱镠无疑。如果不信，还可看看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十七《武肃王世家》上的记载。是书乾宁二年六月记钱镠被唐授为彭城郡王等官爵后，即接以“初，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至是遂验。又郭璞撰《临安地志》云……至是亦验”。

    事实很清楚，《吴越备史》所记的侍御史许浑出使秦望山厌胜事，绝非在咸通元年，而是在咸通中；并且所记的“王者气”，也必谓武肃王钱镠之气，与裘甫无关。因而《年谱稿》根据《吴越备史》的这段记载而考定诗人许浑的卒年之说，也是不能令人赞同的。而且，问题的关键之处，还在于《吴越备史》中的侍御史许浑与诗人许浑并非同一人。

    前文已言诗人许浑在大中八年时已任正四品下阶的郢州刺史，而咸通中的侍御史许浑乃为六品下阶，在官职高低升迁上不合诗人许浑的仕历；且至咸通中，诗人许浑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按唐制度，一般官吏到这种年纪早已致仕，而今非但未致仕，还令其千里迢迢出差，颇不合情理。《吴越备史》卷一另有一条关于许浑的记载：“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发长安。三月，敕遣卫尉卿许浑来宣谕，仍赐国信。……夏四月，帝至洛阳，大赦，改元天祐，敕遣给事中郑祈，刑部员外郎杨永休(亦作永承)进封王为吴王”。以上史事《十国春秋》卷七十七《武肃王世家》天复四年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据《旧唐书·职官》三，卫尉卿，在唐代乃从三品官。侍御史许浑从咸通中的六品下阶官历约三十七八年而任从三品的卫尉卿，可信。因此《吴越备史》所记的卫尉卿许浑即侍御史许浑。那么此许浑是否就是诗人许浑呢？如果按《年谱稿》许浑的生年为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算至“甲子四年”，即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则诗人许浑已有一百一十七岁了。如果以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的诗人许浑生于贞元七年算，则至天复四年，诗人许浑也一百一十四岁。诗人许浑果有如此高寿，且尚居官，其中之情理真伪，是不待多说即可明了的。可见，侍御史、卫尉卿许浑，绝非诗人许浑。此两许浑均一前一后生活于晚唐，故晚唐有两许浑之事实可决而言矣。《年谱稿》以侍御史许浑之事迹作为论据考定诗人许浑之卒年，其间之是与非，想必《年谱稿》的作者也是遽可立断的。

    《年谱稿》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谱考证诗人许浑卒于大中十二年之后的一条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因“许浑有《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诗云：‘外监多假帝王尊，威胁偏裨势不存。才许誓心安玉垒，已伤传首动金门。三千客里宁无义，五百人中必有恩。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轮’”，而又据“《新唐书·宣宗纪》：‘(大中十二年)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杀其刺史刘皋’”，且“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刘皋为盐州刺史，甚有威名。监军使杨玄价诬奏皋谋反，函首以进，阖朝公卿面折廷诤。上重违百辟之言，始坐玄价专杀不辜之罪’”。以此认为“大中十二年三月许浑作诗为刘皋鸣屈讼冤一事当无可疑”。这一考证是有充足的史料文献作为根据的，看起来似乎是“当无可疑”的坚证，故长期以来未见有人加以怀疑，提出驳论。

    可疑的是《新唐书》对杨玄价杀刘皋的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系年。我们知道，唐武宗以后的实录等史料多亡缺，正如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引裴庭裕《东观奏记》三卷条下所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因此，正如田廷柱先生在其点校的《东观奏记·点校说明》中所指出，欧阳修在撰《新唐书》时多据《东观奏记》“补充了许多不见于《旧唐书》的资料。”又引清人王鸣盛之说以证实云：“《新书·李珏传》多取《东观奏记》；他还说：‘《旧书》所无，《新书》增入者多取《东观奏记》’；在其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物传中，都或多或少地据此补充了若干事实”。可见，《新唐书》关于杨玄价杀刘皋的记载乃取资于《东观奏记》。《东观奏记》关于此事的记载并未记年月。应该说，《东观奏记》的记载是较为严谨可靠的，因此在其明了所记事件的具体时间时，作者在许多条目的记载中，多有具体的年月记载，而未知道具体确年的，则未记年月。杨玄价杀刘皋的这一条就属于后一种情况。那么，《新唐书》何以将未系年月的此事记在大中十二年三月呢？察其缘由，大概乃在于如《许浑卒年再考辨》一文所认为的此书“大致以年代先后为次”，这样，杨玄价杀刘皋之事，《东观奏记》既然记在第65条的“大中十二年后，藩镇继有叛乱”之事后的第67条中，那么也就按时间先后推断此事发生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了。

    但问题在于，《新唐书》的这一时间记载只是根据上述情况推测出的，其实并不可靠。盖《东观奏记》的记载，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时间先后次序，而是时有时间先后的颠倒。如拿书中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情况说，卷上第一条即记“孝明郑太后……懿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据《新唐书》卷七十七《后妃》下，孝明郑太后乃崩于咸通六年。而上卷第4条则记咸通六年前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事；第26条又记更前的大中十年郑颢事。卷中第31条记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后事，第50条则记至大中十三年事；而卷下的第一条即书中的第59条却记“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之事，第65、77、82三条均记大中十二年之事。据上列时间可见，《东观奏记》一书上、中、下三卷并不按时间先后记事。如果以第67条记载刘皋被杀事的该书下卷进行考察，又可更清楚地印证这一结论。下卷始自第59条至89条，凡三十一条。其中有本来已明确记年、与我们根据诸典籍较便于系年者凡二十一条。其先后次序为第59、60、61、62、65、66、68、69、70、71、73、76、77、78、79、80、82、84、87、88、89条。各条所记最迟时间按顺序为大中九年、大中九年、大中六年、大中九年、大中十二年、大中十年、大中十二年、大中十一年、大中十二年、咸通元年、大中九年、大中十三年、大中十二年、大中十三年、大中十三年、大中十二年、大中十二年、大中十二年、大中十二年、大中十三年、大中末。其中第61、第73条还含有大中五年事。可见，此书记各事顺序在时间上多有颠倒窜乱的情况，严格来讲并非“大致以年代先后为次”。既然如此，怎么能因《东观奏记》记刘皋被杀事于其前两条的大中十二年后，而认为刘皋被杀事必在大中十二年三月呢？可见《新唐书》关于刘皋被杀时间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不能据此考定许浑《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一诗之作年，也不能推论许浑必卒于大中十二年之后。据我们前考诗人许浑卒于顾陶撰《唐诗类选后序》的大中十年前的二三年间的论断，如果《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为许浑诗无疑，则刘皋被杀事，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的诗人许浑去世之前。

扬之水

        张祜《访许用晦》
远郭日曛曛，停桡一访君。
小桥通野水，高树入江云。
酒兴曾无敌，诗情旧逸群。
怪来音信少，五十我无闻。

扬之水

许浑《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
来暮亦何愁，金貂在鹢舟。
旆随寒浪动，帆带夕阳收。
布令滕王阁，裁诗郢客楼。
即应归凤沼，中外赞天休。

扬之水

    许浑《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
外监多假帝王尊，威胁偏裨势不存。
才许誓心安玉垒，已伤传首动金门。
三千客里宁无义，五百人中必有恩。
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轮。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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