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的隐逸思想

扬之水

玄学标榜老庄，而老庄哲学本身就是由隐士行为底理论化出发的。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必然主张超乎世俗，不以物务营心；而同时既注重自然，则当然会希求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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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是认为隐逸本身就是高尚的，是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的人生，并不必包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不但没有含着不满和反抗现实的意味，而且好像简直就与现实无关；连存身待命的功利思想也没有了，只单纯地剩下了追求玄远，重视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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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隐的目的即寄托于隐的本身，所以隐士不但对统治者失去了反抗和不合作的意义，而且反成了政治升平的点缀。有这么许多高士在统治的境内栖遁，而且又允许他们自由自在地逍遥，实在是有点“唐虞盛德”之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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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既然隐逸的目的即在于隐逸本身的意义，则只要能“得意”，即使身在朝市，也可不失为隐逸了。魏晋玄学重意的理论，其势必然要发展到这一点，于是就有所谓朝隐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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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隐逸既着重在心神超然的行为，着重在得意，则此种风气与当时的佛教不但在义理上可以相融，而且沙门居于山林，屏绝俗务，在行为上就是一个隐士。所以佛教在晋时的盛行，名士与名僧间来往的频繁，都与这种风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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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张君祖《答康僧渊诗》
冲心超远寄，浪怀邈独往，
众妙常所希，维摩余独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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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把隐逸的忧患背景取消了，单纯地成了对隐逸生活的逍遥超然的欣羡。又慢慢地认为自己目前的从仕、早已然获得了这种抗志尘表的意境，所差少的只是居住山泽的形迹。于是就有的还要再求心迹的合一；有的就认为“迹”是不重要的，干脆便不要迹了；这样就变成了单纯的“朝隐”——“仕”的代名词。这当然是时代的变迁，也是社会情势的变迁。于是不但隐逸成了太平政治的点缀，同时隐逸的希企也成了士大夫生活的点缀了。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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