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诗篇结构的“诗中有诗”现象

扬之水

它并不是无意义的拼凑、割裂现象，而是根源于当时特殊的篇章形态以及诗篇的形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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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记载的两句诗很可能就是周公作的一首完整的诗，对照《左传》的记载，只能认为召穆公的“作诗”，其实是包括了对“周文公之诗”的“引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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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召穆公的“作诗”正是“赋”的一个实例，这表明，“造篇”与“诵古”是可以同时统一在一起的，“赋”也就是这种二元一体的特殊“作诗”模式。“诗中有诗”现象，正是根源于当时“赋”的这种特殊诗歌创作方式。第二，“赋”并不是简单的“诵古”或“引述-组合”，它强调的是，要把既成诗篇转换为“局部诗句”，巧妙消解原诗的独立性，将其合理地融入多章段的诗篇整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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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校”与“作”并不像后代区分得那么严格，不仅实际中往往会混同在一起，而且人们的相关观念也是模糊的，有关记载由于角度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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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诗歌作品中，“乱”都是作为一篇作品的结尾部分，起总结全篇要旨的作用。在“商之名颂”的结尾设置“乱”的部分，这其实改变了原本“十二篇”分立的松散形态，所以正考父的校理，应当是对所谓的“十二篇”作了整体的统合，调整了原先的章句、篇章形态，特别是从中提出四句，在篇目之外构成了一个“乱”的部分，以“乱”在结尾统摄多篇诗作，从而构成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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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记载的“十二篇”应该被灵活理解，而不能依据“十二”与“五”这种表面的数字差异，就推断其间亡逸了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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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与“诗”的差别有时可以是相对的，可以这样认为，《武》在当时是存在“聚”与“散”这两种单位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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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面篇数的巨大变化，可以只是诗篇单位调整、整合的结果；如果所谓的“三千余篇”与“三百五篇”实际可以大致对等，那么客观上，今本《诗经》的“三百五篇”中，应该会存在大量的“诗中有诗”现象。